不是人人都有底气恃才傲物
易中天教授炮轰高校体制，相信绝非炒作。除了“看到不合理的事情就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我现在已经退休不需要再‘下蛋’”的“脾气”外，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不差钱”的经济基础有关。
此前，知名学者陈丹青、张鸣等亦曾对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等体制弊病有过尖锐批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除了学术声望、话语权以及学者的良知与勇气外，还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至少是“不差钱”。易中天就不用多说了，作为多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和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的明星学者，乃是不折不扣的千万富翁。作为著名艺术家的陈丹青，也早已实现“财务自由”，辞职后他就笑称，远离江湖纷扰，可以靠绘画和自由创作养活自己，做自由自在的人。而张鸣之所以敢于“不平则鸣”，除其自称“有点恃才傲物”的“脾气”之外，衣食无虞应是一个重要原因。不久前，他曾撰文表示：“读书人，得先有本钱养活自己，才会有这样的底气”。
其实，在中国高校，对所谓“量化考核”学术评价体系“不感冒”乃至深恶痛绝的人应不在少数，怎奈年轻教师在经济基础方面太“脆弱”：逼人的房贷、孩子的奶粉钱、赡养老人……如此境遇之下，哪里还有“底气”？
“领导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在“学术成了行政的婢女”的体制下，已形成“学术化生存”的“路径依赖”、又别无其他生存资源的一介书生，面对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生杀予夺之意义”（张鸣语）的行政人员，除了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还能有多少选择呢？于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只能深埋于心底，在现实中则更多表现为“敢怒不敢言”。
高校学者郭于华教授曾对时下某种意义的“犬儒”状态有过深刻反思：“从愤怒、抗争逐渐走向妥协、顺从最后甚至加入其中。制度形塑了我们，我们也参与并支持了制度的运作，成为其共谋者……今日大学生态的形成，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在这种生态中我们该何以自处？何以使心智正常而良知未泯的自我保持人格不分裂？……何以对学生说我们应该像学者阿伦特那样‘积极生活’，参与公共事务或‘以学术为志业’？我们又以何德何能培养学生成为真正的公民？”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钱是要紧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据学者陈明远的统计，后期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鲁迅，平均月收入2万元以上，其年收入比他前期作为教育部公务员的年收入多两倍还多。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秩序下，一个文人若不走仕途，其生存状态可能更接近于孔乙己。一方面有心“仰望星空”，一方面又不得不将相当的精力花在“脚下的事情”上，这也许就是当下大学“围城”中不少年轻学人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