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不是历史的回声
1919年5月4日，这个既象征着狂飙般的社会运动，又具有沸腾的思想文化内涵的日子，已经过去90年了。虽经90年的栉风沐雨、岁月销蚀，但“五四”却依然在人们的心中“活着”。说它活着，是因为在今天人们仍在对它的一切进行着不绝的争论与不竭的探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90年前出现的“五四”，至今还具有一种生命的活力！
是的，“五四”并不是悠远的历史回声，也不是寻常的暮鼓晨钟，更不是被供奉的彩塑，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炽热地“活着”。活在人们的争论中，活在每一次历史的大变迁后的思考中，活在一代代中国人对五四代表人物历史命运的不衰兴趣里，也活在人们总是在用它来与现实生活的对照中……
作为一支精神火炬，它之所以永不熄灭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在那场运动中，青春的炽热与愤怒的烈火点燃了赵家楼的那把大火吗？
我们说“五四”之所以还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它为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铸就了一种不可违背的“政治铁律”。当年运动的参与者以极为高涨的喋血神州的爱国精神唤醒了几亿中国民众，并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一犀利而鲜明的口号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运动，不仅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使它具有一种更为长远至今仍存的意义。我们所以称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爱国”与“民主”正是这场运动为现代中国定下的“政治铁律”。90年来的历史在不断证明：无论是拥兵自重的军阀豪强，还是搅浊浪、倾天河的阴谋家野心家，谁不尊重遵循这个“政治铁律”，谁就会被历史唾弃，灰飞烟灭。从北洋军阀到“四人帮”概莫能外。
我们说“五四”还活着，还因为它“活”在那个90年前已经提出，至今还在为之奋斗的理想中。这个理想就是中国人追求了近百年的“科学”与“民主”。如前所述，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但它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排外的爱国运动，而是把爱国与学习外国有机结合的运动，把抗议列强侵华辱华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加以区别的运动。在主张大胆地、有鉴别地努力地学习外国的同时，“五四”的领军人物又反对食洋不化的照搬。对这些主张与态度给予最准确、最简洁表述的就是鲁迅先生的杂文名篇《拿来主义》。人们曾经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殊不知，我们民族脊骨上这“最硬的”一块却是来自先生对世界先进文明的认知，也来自他对中国民族性冷静的剖折与评判。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这种高度理性的“拿来主义”态度，才第一次把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为稀缺的“科学”和“民主”写在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旗帜上。
我们说“五四”还活着，还因为它“活”在至今没有结束的争论中。提到“五四”就必然要说到这一社会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冲击。这一点，也是后世今人对五四时期文化指向感到疑惑、抱有怀疑、批评的重要方面。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当然可以作为评判“五四”的一个内容，但笔者以为，这并不是对一个历史事件衡长量短的标尺。“五四”是革故鼎新的运动，是除旧布新的运动，它把矛头指向千年不变的旧道德、旧文化，是这类社会运动的应有之义。当那些吮吸着民脂民膏的独夫民贼、昏庸的王朝、腐败的政府都向一种学说顶礼膜拜时，当一个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给列强的军阀政权在丧权辱国的同时竟然企图用儒学约束国民时，作为叛逆者、救亡者、革新者、爱国者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作为犹如杜鹃啼血般呼喊着救国的青年来说，他们又怎么可能不对主张旧道德、旧文化以及封建礼教的“孔家店”发起猛烈批判和冲击呢？！如果我们仅仅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断裂的角度去看待新文化运动，用今天的生活感受去看待90年前“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恐怕就只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历史苛求。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它的领军人物，对儒学的批判并不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抛弃，而更多的则是对死气沉沉的社会精神状况的担忧与忿懑，是对个性自由与张扬的赞扬与渴望。
笔者以为，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像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那样，有那么一股“大胆地说活，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鲁迅语）的闯劲。像五四的热血青年那样，秉承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主题，弘扬《新青年》先驱身上的宝贵精神，为“中国模式”的创新发展、“中国道路”的科学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马克思早就悦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五四”前夕的毛泽东曾经这样形容过“我（即个人）”与“宇宙”的关系，他写道：“吾从前……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我”当然不是蝇营狗苟的个人，而是指被旧礼教旧宗法所压抑的人的尊严和人的创造力。因此，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角度来审视90年前的“五四”，我们也可以说，“五四”并不是历史的回声，它依然“活”在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奋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