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动辄对青年的“幼稚”和“愤怒”指手画脚
比如，画家陈丹青近日参加凤凰卫视节目，认为“五四”以来有一种“青年崇拜”的现象，他说：“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老旧、顽固，所以希望在年轻人”，于是当“国家发生大问题，到了一个大的歧路要做一个决定，要有人出来叫的时候，都是学生在那儿，十几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所以有一个百年幼稚病在那儿，一直是幼稚的，一直是未完成的，一直是急躁的、极端的。”
5月4日《东方早报》刊发的一篇评论，则为90年前“五四运动”时梁漱溟先生让闹事学生“遵判服罪”的主张未被采纳而惋惜，“如果在当年，梁先生的一士谔谔真能压倒千夫诺诺，历史从此被改写，也许现在就少了许多愤青。可叹五四的怒火蔓延至今，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被迫生活在了一个愤青－粪青的年代”。
依笔者看，如是逻辑行似生吞活剥，迹近刻舟求剑———前者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肢解，后者则是对所谓理性、法治等信念的刻板而又滥用。
首先，中国真有如陈丹青先生所谓的“青年崇拜”现象吗？在某些特殊的时期，也许确实出现过这种苗头，但严格说来，整体上并非如此；甚至，我们非但没有“青年崇拜”，还不乏“青年蔑视”。恰如有论者所分析的那样：“经过20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然成功地走出传统的老年型社会，而进入到一个中年人主政的时代。无论是社会物质资源的掌握、制度安排的权力，还是观念表达的机会，不是青年人，而是中年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强力集团。”
确实，“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青年在中国从来都不曾获得太多尊重和青睐，所多的仍然是对权力和权威的崇拜。因此，当前青年的就业，有许多并不取决于其自身真实的能力；青年人网上发帖还有可能被拘，影响公共事务的渠道和能力还相对缺乏———在真正有“青年崇拜”倾向的社会中，这种现象显然不会发生如此之多。
是故，即便中国社会真像陈丹青所言是有“病”的，一直以来主要也不是幼稚病，而是老迈病。94年前，陈独秀先生在《敬告青年》中抱怨：“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如此状况，正是当年先贤们发起“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原因。
因此，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五四”或“青年”得太多，恰恰相反，即便到现在仍然是这种精神还被发扬得太少，在于老年式的保守太顽固。因此，“五四精神”迄今仍然有着其无以掩盖的魅力和无从抵消的价值。中国近30余年来力推改革开放，而且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卓然成绩，也恰恰说明了这点———改革开放的本质是锐意进取，更贴近于青年人的本质。
其次，青年人对社会的敏锐感觉和因不平而生发愤怒，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不仅完全没必要为青年人对某些事情的冲动上纲上线，必欲令其“理性”而后快，全面看来，对这种“愤怒的能力”更应该细心呵护才是。诚然，如果愤怒走向失控，很可能会有一定的破坏性，好心办了坏事者也是常见的。但是，假如青年人淡去了冲动的意识，社会恐怕便将失去一些自新的推力。两害相权，容忍青年人的愤怒，哪怕需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更为关键的是，试图用所谓的“理性”压制青年人的冲动，让他们不生气、不愤怒，大约也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事实上，无数历史已足以证明，青年人的冲动和活力，是每个时代最为生生不息的力量；抑压这种力量，注定劳而无功，费力不讨好。在这一意义上，动辄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将愤青形容为“粪青”，所羞辱的不仅是那些愤怒的青年，其实也有羞辱者所谓的“理性”自身。不是吗？竟有自诩“理性”者为先人担忧，痛惜于90年前的火烧赵家楼的“五四”青年们不够理性，没有“遵判服罪”，痛惜于只有梁漱溟“一士谔谔”，还有比这种想法更引人发噱的吗？如是“理性”，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