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日常经验没关系的电影毫无意义
研讨会以“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为名，但正如戴锦华所观察到的，“大家关注更多的还是‘当下’。”
针对越来越多看不懂的艺术片和景观式的大片，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说，“电影发展最终还是要找到通向观众、通向大众、通向消费者的路，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通向我们的心灵。”
《电影艺术》杂志主编吴冠平说，“从直接联系来看，五四和中国电影并没有直接的渊源联系，但从上世纪20年代家庭伦理剧中对妇女角色的处理、家庭布置的欧化场景，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40年代国家精神、国家意识在电影中显现，这些可以看到‘五四’这两个字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动力对电影的种种影响。”
戴锦华则认为，早期中国电影在履行这样一个重要功能：把前现代民间文化用电影进行现代性翻译，把前现代日常生活的经验现代化。而这种精英与大众“共舞”的尝试，在90年后遇到问题。
饶曙光从第四届开始参加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据他回忆，每届评“艺术创新奖”时都有争论，“真正够得上艺术创新的电影越来越少。”后来，“艺术创新奖”改成“艺术探索奖”，“探索不管成功与否，只要是探索，我们就可以肯定”。《像鸡毛一样飞》、《我心飞翔》、《恋爱中的宝贝》、《革命到底》是近几年获得该奖项的影片，“但我怀疑有几个人看过这些电影。”
另一方面，《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被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批评为“图像景观崇拜”。戴锦华也说，“从《英雄》开始，观众越骂越看。选择看上去好像多了，但一进电影院，7个厅都在放《赤壁》。”
艺术创新电影“看不懂”，商业大片又成众矢之的。一位与会专家发问，“到底要一个愉悦感官的商业电影还是看不懂装懂的艺术电影？”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上世纪70年代的“作家电影”却是被市场养活的；费里尼的电影上映时人们争先恐后涌到电影院，“而且是从工人阶层到知识阶层”，戴锦华说，“而反观我们，我们的艺术家心里没有假想的观众”。
饶曙光说：“电影要跟我们的日常经验、审美期待建立一种必然联系，如果不能建立联系，这种电影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特别希望《南京！南京！》能票房过亿。”
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钟大丰认为，五四精神不是一个单纯的精英思想革命，很大程度上，它利用了时尚和社会关注点，把一种先锋精神和思想推向大众。“继承五四精神的关键在于，怎样通过有效的方式把时代所需要的先锋思想尽可能地让大众接受，使之成为有效的社会实践。在这一点上，运用影像媒介有更大余地，影像作为一种现代化传播手段，传递价值体系。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和五四精神的结合，有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