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第一要务求解
当然，整个乡村的卫生条件和村民的整体健康意识也有问题。据底兴龙介绍，民权县及其周围村民一般相信，“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瓜果梨桃成熟的时候，摘下来在衣服上擦一擦就吃了。渴了直接喝生水的居多，喝开水的不到一半。鸡、猪、羊等家畜都是散养的，有的还跑到灶台上。积粪池就在自家院子里，离厨房大都不超过三五米。厕所是露天旱厕，一到夏天都是蚊蝇。
受生活水平和经济能力限制，村民一般很少有卫生保健意识，家里有红白喜事才打扫打扫，注意通风晒被子的家庭也是少之又少。“没病的时候大家不愿意花一分钱在健康上；生了小病也常常是先挺着，靠身体的自愈功能；实在好不了，才去村卫生室拿点感冒药、止疼药。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进医院一查往往是大病的原因。小病他（她）们一般不当回事。”底兴龙说。
在这种氛围下，那些“讲究”的人有时候反而要受到讥讽。“直到得了大病，走不动道儿了，要手术，要花大钱，他才知道如果讲究一点卫生，也许会好一点。”底兴龙将这种情况形象地概括为“巴掌打不到脸上就不觉得疼”。
传染病专家认为，手足口病在民权流行跟当地的这些情况关系密切。事实也是如此。手足口病一旦感染，患者的手心、足心、口腔黏膜、肛周等部位会出现皮疹，皮疹的颜色是红紫色，少数患儿波及四肢及臀部。一般来说，手足口病患者的口腔黏膜疹出现比较早，如果能够及时地发现治疗，应当不会出现那么多悲剧。然而，正是农村的现实状况延误了病情。真实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疫情发生的早期、中期。
当然，农村的医疗条件也是个大问题。据记者调查，民权县一个自然村一般都有一个到两个卫生所。坐堂的医生主要来自两种人：一是原来的赤脚医生或其子女，一是卫校中专毕业的学生。医疗室要么是自家的房子，要么是租村里的房子。“水平有多高想也想得出嘛。”甘庄村村主任陈臻告诉记者，村卫生室能看的主要一种病：感冒。设备主要是听诊器、体温计和血压计。
甘庄村是个有近2000人的大自然村。村里有两个村医。65岁的王保仁从1962年初中毕业就开始自学扎针而后行医。他的主要学习经历是，1980年上过一年的函授。王保仁说，他害怕一些上面的培训。“交几百块钱，发两本书。不交还不行。”他说，如果真能提高水平，他倒是愿意去。
可以比较的是：改革开放以前，卫生保健服务性质是“福利”性质的，赤脚医生是农村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履行的医疗保健工作是村集体福利和公益事业的组成部分。虽然他们采取个体行医的方法，但是没有人认为应向他们征税和收费。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服务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基层和集体组织不再为乡村医生提供“集体工资”。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和行政管理干部错误地认为乡村医生是个“赚钱谋利的个体户”，因此向他们征税收费是“正常现象”。
记者了解到，乡村医生收费项目繁多，比如办执业许可证、验证费、药品统一管理费、消毒监测费、乡村医生培训费等。一个不愿意具名的村医说，“有时候，上面来检查，给钱就合格，不给钱就不合格。一次，物价部门来开口就要4000元，最后讨价还价500元了事。”在这种情况下，让村医无偿自愿担当基层防疫等服务职能，多少强人所难。王保仁总把自己和村里的教师比，他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教师有工资拿，我们这些村医却什么也得不到。”
底兴龙认为，要想让基层医疗和防疫体系起到实在的作用，不能不考虑基层人员的水平和需要。“不解决村医的水平问题，农民看病就很难有出路；不解决村医的需要问题，作为卫生体系最基本单位的村医的功能就要大打折扣。”他还建议，就当前来说，村医的第一要务或许不在于治病救人——水平一下子很难提高——而在于给农民进行健康教育，移风易俗，多做预防工作，将是善莫大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