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92岁的老人家唐振秀

    北川作业人员合影

    2008年5月14日三一集团首次捐款

    救援队总指挥朱丹叮嘱大家注意安全

    三一抗震救灾队员鲍宇晚上就睡在救灾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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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和最煎熬的考验，要数北川撤离前两天

    这一天，是田裕宝在平通镇独自坚守的第三天。他平时不抽烟，但这几天学会了。他每天从早上天亮一直挖到晚上天黑，经常会从废墟里挖出一些残缺不全的尸体。即使带着两层口罩也难掩刺鼻的味道，他只好用香烟来抑制想呕吐的感觉。

    平通镇信用社的金库被埋在废墟下，信用社员工看守了30多个小时，看到田裕宝驾驶挖掘机到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在三一的挖掘机帮助下，平通镇金库被挖了出来。

    因为工作强度太大，田裕宝的鞋子很快被磨破，他在废墟里找到一双鞋，付给当地人50元钱后，才穿上鞋子。

    “我最佩服三一的地方，是三一捐了机械。”王林说。他在电视里看到灾区急需驾驶员，立刻赶到四川团省委报名。他故意说自己19岁，只是因为“不想被刷下来”。

    5月19日，他和另外几名志愿者被分派到了绵阳，并和三一救援队取得联系。到了现场一检查，只有王林、余钱和王厅3人会操作三一的机械，他们被留了下来，接替已经三天三夜没有休息的三一操作手。

    第一天王林就挖出3具尸体。当天晚上，他一个人守着帐篷，没有睡着。这一夜想过什么怕过什么，他都已不记得。他只记得，第二天早上三一志愿者来看他，给他带了一碗泡过水已经胀开的方便面。王林是家中独子，家也在灾区。当他说要出来当志愿者时，妈妈哭了，爸爸和他吵了一下午，拗不过他，泡了一瓶盐水，带上牙刷，把儿子送到车站。“奇怪的是，我在救灾时，一点也没想家。”

    王林被分派到了一条最艰苦的路上，那是二炮部队承担打通的“天字第一号任务”，是通向一个军事单位的道路。任务之险，从地名可见一斑———老虎嘴。好几次，王林都觉得自己要死在那里。有一次，车子不断往悬崖下滑，王林吓得闭上眼睛，只抓住手柄。滑了三四米，车身履带都探到悬崖外面了，但车子居然奇迹般地停住了！他好一阵才缓过神来，凭着技术一点点把车挪回路上。

    还有一次，余震引发山体塌方。正在操作挖掘机的王林，根本没感觉到余震，也没听到附近老乡的大声示警。一个老乡冒着危险跑到车前拽下王林，撤离不到5秒，就有石头砸到挖掘机上。

    部队排除堰塞湖险情时，王林和战士们一起，背着30斤重的炸药，爬上百米高、坡度接近70度的堤坝。手上、肩上都是伤口。很多战士事后都说，那是整个抗震救灾中最苦最累的一段，而王林就在他们中间。

    5月28日，地方志愿者根据统一安排撤离。可回去没两天，王林又约上余钱，偷偷返回了三一志愿者的队伍。6月5日是王林生日，6月7日是余钱生日。两个小伙子用两瓶八宝粥、两碗方便面给自己庆祝生日。直到抗震救灾结束，三一要安排这两位志愿者到长沙参加活动，订机票的时候才发现，王林只有17岁。

    眼下，王林和余钱被安置到三一的学校接受教育，毕业后优先安排到三一工作。他们也获得了“三一集团抗震救灾一等功”荣誉称号，各获奖励人民币31800元。在学校给同学们做抗震救灾报告时，有同学问王林“要是你死了怎么办？”王林一下子落泪了，他觉得“同学的问题一下子捅在我心口上”。

    私下里，王林会说，如果不是抗震救灾，如果不是恰好遇到三一，他很可能就在社会上瞎混，将来会走什么路，都不好说。但现在，他显然走上了一条正路。

    1981年出生的夏文博，在三一是后勤服务部门的，组建志愿者队伍时，作为后勤保障人员被选派进来。他没有想到，自己在灾区竟然也会遇到生命危险。5月18日，夏文博在响岩乡指挥清理一处滑坡时，感觉地面有点抖动。最初以为是机械震动，但很快就看到滑坡面上方出现浓烟，有较大块的滚石落下来。现场有两台挖掘机司机注意到了险情，撤退到安全地带。处在最前方的一台挖掘机，因为视觉死角的缘故，仍未发现险情。夏文博大声呼喊，司机仍未听见。

    “这是我带来的人，一定不能出事。”那一刻，夏文博忘记自身安全，一边用眼角余光注意滚石方位，一边跑到司机视线范围内，挥手示警———事后他回忆，当时又是指天又是摇手，完全没有章法———司机还是看明白了示警，把车往后倒了一段。

    夏文博和司机眼见无处可躲，就猫进了挖掘机的翻斗下面。还没完全藏好，一块大石头砸中翻斗，凹进去脸盆大的一块。夏文博吓得腿发抖。事后才知道，当时的余震足有6级。

    最漫长和最煎熬的考验，要数北川撤离前两天。

    因为天气炎热，尸体腐烂程度越来越高，整个北川弥漫着死亡和悲伤的味道。加之上游堰塞湖水位越来越高，有关瘟疫传播、北川封城、堰塞湖要决堤的言论越来越甚。是继续坚守北川，还是安全后撤，成为牵动前线和后方的最重要问题。

    5月16日夜里，夏文博、朱丹、李标志在前方临时指挥部———一座大桥底下临时搭建的住处———开会讨论。会议持续到凌晨3点，每个人压力都很大，明天还去北川吗？不去士气低落，去的话，如果感染了瘟疫怎么办？

    朱丹忽然想起了自己今年的销售指标，还有很多没完成。“如果北川封城，我们被困在这里，我今年的销售任务怎么办？”

    开会过程中，志愿者欧阳华好几次出去呕吐。他当天回来后，把自己的鞋子扔了，洗了很多次手，还破天荒喝了很多酒。他一言不发。很多天后，大家才知道，他那天帮着清理遗体。在抬起一具遗体时，遗体的腿忽然掉了下来……

    凌晨两点多，李标志打通了后方总指挥梁冶中的电话。梁冶中也在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消息，他说：一定要保证志愿者的安全，但只要条件允许，能够多救一些人，多做一些工作，就要尽全力去抢救。

    朱丹再一次感到有生命危险，是从北川撤离当日。当时朱丹带着一批志愿者在北川县城化工厂附近抢救。他听到消防队员对讲机传来“有余震，要溃堤，快撤”的声音，很快，有记者传来消息：堰塞湖可能要垮。

    部队很快集中上车往外撤。三一志愿者余天羽扛着相机，和朱丹一起往外跑。在路上看到一辆部队的车，后排坐了5个人，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置已经坐了3个人。朱丹好不容易上了车，回手再拉余天羽，却怎么也挤不进人了。余天羽跟朱丹挥手告别。那一瞬间，朱丹觉得脑子里像是电影中生死离别的画面闪过。

    车子开了不到200米就走不动了。一辆车坏在路上，堵住了并不宽的道路，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大家步行排队撤离。起重机操作手罗小军发现一个抱着小女孩的老太太，另外一只手还牵着一个小男孩，裹夹在恐慌的人群里，步行艰难。罗小军冲上去，从老太太手里接过两个孩子，一只手上抱一个，一只手里拖一个。余天羽在匆忙撤离中，抢按快门拍了一张。这张照片后来在《南方周末》上刊发，成为三一抗震救灾中的一个经典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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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存感激是企业担当社会责任的最基本驱动力

    救灾同时，三一总部在董事长梁稳根的主持下，已经开始在三一最擅长的机械制造环节展开攻坚，要开发一批适合灾区使用的大型机械。

    这些机械很快被研制出来，包括混凝土搅拌运输车、S阀电动机混凝土输送泵、车载式混凝土输送泵、混凝土泵车、大功率挖掘机等。其中X支腿泵车在前支腿展开过程中，相比于传统的后摆型支腿，可以极大地降低对场地空间的要求，在灾后复杂的施工场地条件下具有更广泛的场地适应性。三一新款C8系列挖掘机采用世界先进的正流量液压系统，油耗低，效率高，挖掘力大，可以减少灾后重建的成本，加快重建速度，缩短建设时间。大功率挖掘机曾经在打通平武县九环线、安县晓茶路等灾区路段做出过重大贡献。

    这一切和2008年年初抗冰救灾的行动非常相似，三一在参与那次救灾之后，也开发了相应的机械设备。

    救灾中，田裕宝对周围路况的熟悉，引起大家好奇。详问之下才知道，田裕宝的家就在重灾区绵阳江油。这个纯朴的青年隐瞒了家里受灾的情况，在家人生死未卜之际，选择了先救助别人。后来，三一集团派人去田裕宝家慰问。周围的邻居家都是砖房，只有田家是古老的木头房，大家被田家墙上众多的奖状震撼了。这个贫困家庭把两个儿子培养成大学生。田裕宝的父亲一直说，教育儿子要诚实，要心存感恩、回报社会。

    心存感激，这四个大字，一直以来就被镌刻在三一集团位于长沙星沙开发区总部的门口。“这四个字，就是企业担当社会责任的最基本驱动力。”三一集团副总裁何真临说。

    正因为“心存感激”，三一集团领导在得知地震消息的第一时间，组建以公司团委为骨干力量的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并派遣志愿者携带起重机等灾区急需的设备，赶赴灾区，成为到达灾区的第一支机械化队伍。

    正因为“心存感激”，三一集团在地震后第一时间，紧急联系四川、重庆周边的所有客户，取得客户谅解，将客户已付订金购买的价值1500万元的设备腾出来，直接开赴灾区，帮助打通了安县、平武和北川三条生命线。

    6月里，三一集团抗震救灾总指挥梁冶中带队重访灾区。在都江堰聚源中学废墟旁，梁冶中掏出手机，拍下敬献在废墟上的花圈。在指挥抗震救灾的日夜里，他把自己的员工、大学同学甚至朋友都派到了灾区，这些“80后”在救灾中表现出的勇气、责任和能力，让梁冶中感到很自豪。他一个劲地说，我只是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过来。而在三一普通员工眼中，这位年轻的团委书记在救灾指挥中表现出的效率、果断和智慧，让大家对三一的未来更有信心。

    随着最后一批三一救援队员撤离灾区，三一救援设备已经全部移交当地。第二轮捐助，三一集团在湖南对口支援县———四川理县建设一所希望学校。学校将按照灾后新建学校新标准要求，结构为框架减力墙，抗震烈度可达到9级。

    在四川彭州市，三一集团捐建了一套混凝土搅拌站，并于2008年10月31日之前正常投产运行。

    地震过后，三一从灾区选拔了一批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应届毕业生，把他们接到长沙的三一大学学习，全部学习、生活费用都由三一支付，直至毕业。这其中就包括参与了三一救灾工作的王林、余钱，他们毕业后，可以进入三一工作，这就为灾区的孩子一次性解决了读书和就业的双重难题。王林受邀给新同学们讲抗震救灾经历，他说：“我能遇到三一，真是太幸运了。这会改变我的一生。”

    梁冶中回忆，当抗震救灾结束后，他负责起草奖励方案，当时设计的奖励金额并没有这么高。他很清楚地记得，去日本考察时在新干线火车上向父亲汇报工作，梁稳根拿起笔，在报告上写下重奖10万。这个数字当时让梁冶中也吃了一惊，但立刻就欣然执行了。

    在何真临看来，三一集团对抗震救灾员工的重奖，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在向员工和社会表明企业和企业家的一种价值取向———国家有难之际，不但企业有责，老板有责，员工也有责。当然同时也告诉大家，三一不但看重那些为企业创造效益的人，更珍视那些舍生忘死为企业赢得尊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