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保护自然当做赚钱的买卖
2005年，在一个当地农场带领下，一群农民在云南腾冲县开出7000亩荒山种树。他们并没觉得这些树有什么特别。
令他们吃惊的是，两三年后，美国好几家大公司和个人买了这些“树”，而且树被卖掉后，还原封不动地长在原处。凭着这样的“空手道”，第一批就赚了50万美元。
村民们谁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们知道离家不远的集贸市场可以买卖土豆和鸡鸭，但不知道在美国还有叫“碳汇”的交易市场，居然能买卖“空气”。
“空气”还跟白菜萝卜一样明码标价：按30年计算，7000亩森林能吸收15万吨二氧化碳，每吨10美元，他们卖掉了5万吨，收入50万美元。
也就是说，全部卖掉这7000亩森林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当地农民能收入150万美元，约合1000万元人民币。
这就是全球第一个获得认证的CCB（气候、社区与生物多样性项目设计标准）金牌项目，也是全球第二个成功的林业碳交易案例。
1000万元，连操作该项目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何毅也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而且腾冲项目是他和同行们做得最小的林业碳汇项目，还有四川跨5个县的2000多公顷林地、云南双江县1000多公顷的林地，这两宗更大的“买卖”在后头。
他感慨，环保绝不是几个理想主义者喊破嗓子能解决的事，“环保也可以当做赚钱的生意来做”，而且只有动用经济杠杆，环保才能更有效，更持续。
寻找环保金钥匙
“把环保当生意做”，在环保圈并不算什么新思维，但何毅坦言，真刀真枪干起来，把钱赚到手又投入下一轮环保的成功案例少之又少。
就在何毅和他的同事们为这第一桶金50万美元所代表的经济环保模式欣喜不已时，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正在盘点2008年的筹款和受益收入：5．5亿多美元，约合近40亿元人民币。
不久前，TNC的副总裁比尔·金在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向王石、柳传志、马云、冯仑等上百名企业家宣传他的环保理念：投资自然。
比尔说，环保与投资看似两个矛盾的话题，但投资自然，不仅能保护大自然，而且是财富增长的一个新动力。他笑称，自己的工作就是在“商业和自然之间不停地‘并购’”。
这个最初梦想着“能够住在山坡边上的小农场里，剪羊毛，纺毛线，春天给可爱的小羊羔接生”的环保理想主义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要“并购自然”，一次次的环保试验，让他找到了一把金钥匙：经济杠杆。
而且经济手段多样，比如，建立保护投资银行，鼓励企业从事公益土地交易，政府的免税激励政策，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合作买地用来从事自然保护等。
他发现很小的经济激励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年前，美国缅因州每年有5亿多个瓶瓶罐罐被随意丢弃，但每个瓶子5美分回报的激励改变了人的行为，如今，缅因州超过90％的包装罐得以回收再利用。
他还发现“草银行”的经济学非常有趣。美国西部的草场受到破坏，在草场恢复过程中，牛群每年要被转移数月。TNC用100万美元买下了哈特山的6000公顷草地，为牧场主提供替代的放牧地点。该地区正常的市场出租价格为每头牛每月25美元，TNC仅向每头牛收取8美元，将剩余的17美元给牧场主用于保护生态。10年的实施表明，“草银行”使当地6．9万公顷土地获得生态平衡，这相当于哈特山自己拥有的6000公顷土地的11倍。较少的保护投资获得了丰富的回报。
在巴西亚马逊河林业保护项目中，比尔更是感到环保的问题“不能找市长，要找市场”。
巴西亚马逊河两岸的树差不多被原著居民砍光了，因为种植大豆比种树收益更高，为了保护林地，TNC与农户签协议，给农户一些补偿，让他们尽可能少去砍伐林地，同时给少砍树的农民一份“绿色出生证”。TNC再与收购大豆的跨国公司协商，只从拥有这些证书的农民那里购买大豆。
“草银行”、“绿色出生证”这些经济杠杆撬开了环保困局。
比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仅靠慈善机构，保护工作无法取得胜利，必须改变游戏规则，产生新的环保动力，满足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个人利益。
如今，一草一木、一把土、一滴水、连深呼一口气在这个“披着商人外衣的环保者”眼里，都是有成本的，他主张自然成本应该计算到产品和服务中去。
“不制定规则，大自然就会变得像自助餐”
走在中国的街头，比尔感慨“中国货”太便宜了，它们没有计算自然的成本，这向市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中国人不应该只算小账，还要算大自然的“大账”。
他指出，“不制定规则，大自然就会变得像自助餐，什么人都来拼命吃，没有人会放弃自己的机会”。
其实，经济学家胡鞍纲就算了大账：7亿人口是我国生态平衡点，9．5亿是不计生态代价的粮食安全点，16亿是生态容量耗尽引发总崩溃的临界点。我国已越过国土正常承载力，向生命支持系统的总崩溃逼近，距离中国生态生死界线还有20年。
一个煤炭老板称，国家也在算账，也在尝试把自然成本加到产品中去，“污染者付费”的传统方法，正在向“受益者付费”理念延展。比如在山西，中国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开征可持续发展基金，每吨煤可以收取14块钱，但没在全国推开的重要原因是担心收费后推高煤价，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投资自然的理念好是好，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美国的做法。比如环保项目免税在中国就没有。”这个老板感慨。
在环保圈，流行经济学家提倡的“低果先摘”的理念，即用最小的努力取得易于获得的胜利，就好比是从低树枝上最容易摘取果实一样。
何毅眼里，云南丽江的生态补偿试验就是可能最先摘到的“低果”。
八卦图形布局的城市，依山而建的黑砖瓦房，门前涓涓流淌的小溪……每年有500万游客前往丽江游览，但丽江古城正面临缺水、水质变差的危机，向丽江古城提供景观用水的上游拉市海湿地面临着一系列保护危机。
当时，何毅和他的同事们立马联想到：丽江古城的难题很像当年纽约的难题。
20世纪80年代末，纽约市每天消费40亿~50亿公升水，而水资源供应地纽约北部Catskill山区，因为污染，水质正面临威胁。
纽约市的水资源规划者们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建设水处理系统，但仅建设费用就需40亿~60亿美元，再加上每年大约2．5亿美元的运行成本，费用总现值将为80亿~100亿美元；另一种选择是与Catskill流域的上游土地所有者、管理者合作，消除潜在问题、保持高质水源。他们选择了第二个方案。纽约市为此花费约15亿美元，即不到水处理方案预算的20％。
何毅和项目组的同行在丽江发放了2000份问卷，调查游客的支付意愿是多少？最后的调查结论是：建议丽江政府，从每位游客收取的古城维护费80元中，抽取5毛钱，补偿上游拉市海农民，保护环境。
目前，这一方案正在研讨中。何毅称，“距离政府实施还有一段距离”，但他相信“一定会实施”。
如今，生态补偿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环保谈判桌上的关键词。有很多由地方政府或组织实施的小型生态补偿机制，如浙江省义乌市和东阳市间的水权交易，在北京、天津和密云水库上游流域地方政府的生态补偿支付等。在淮河污染事件出现后，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与位于淮河中下游的安徽、山东和江苏，在生态补偿方面也进行过多次讨论。
但生态补偿进展并不顺利。何毅说，原则上流域水资源属于国有，如果各地都在属地内利用水资源，不但在补偿范围上不好划定，其生态和经济效应金额究竟是多少，也很难量化。
“有人估算，一棵树的生态价值是10多万美元，你信吗？”何毅反问道。
绿色公司年会上，一群企业家呈月牙状把比尔围在中间。语出惊人的地产商冯仑用了“绿色贞操”这个新名词。连主持人都笑称，这对给比尔做翻译的人，挑战太大了。
冯仑说，企业以前犯过很多环保错误，但企业的“绿色贞操”是可以拿橡皮擦擦掉的，那就是擦掉你的碳痕迹。再不济，企业在这儿的不“贞操”，可以再到别处买回“贞操”，这叫碳汇交易。
他甚至笑称，现在的企业个个争戴“绿帽子”，投资自然的理念一定会很流行。
坐在谙熟“经济杠杆”的企业家中，比尔还第一次听到“好的亏损”这个新概念，“亏损还有好的？”他好奇地问。有企业家解释，绿色经济的增长模式，看起来需要很高的成本，貌似亏损的买卖，但长期看，这是“好的亏损”，因为绿色蕴含商机，是新的财富动力。
比尔还听到一个企业家像画家一样描述绿色：企业生存的层面，是一种浅绿；企业的环境责任，这是中绿；竞争力层面的绿色，才是深绿。投资自然就是找到绿！
比尔当场称赞，很多穿绿衬衣、戴绿领带的企业家有“绿色头脑”，中国人的确已开始算大自然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