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营造学术创新的表达机制
毕：大量平庸的、毫无创见的文字以买版面的方式进入学术刊物，成为猎取学位、职称的筹码；学术刊物为了进入核心期刊的名录，开展种种拿不上台面的公关活动，只是乱象的一个方面。一面是鱼目太多，另一面是珍珠太少。劣币已经驱逐良币。中国的学术期刊，中国的学术出版机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的发布能力。在自然科学领域，哪位学者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首先想到的是拿到国外的知名学术期刊发表，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社会科学领域，真正有创见的论著，能不能在国内顺利发表，同样存在很大的疑问。许多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可以接受平庸，却不能表达创见。
梁：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印红标的博士论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这本书在近几年我国的文科博士论文中，是较有分量的一部。它选题难度大，无论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域里比较，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比较，都是佼佼者。作者不同于那些一心混文凭的博士，他是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为了完成这个课题，先后花费了十几年的心血，搜集了尽可能完备的文献资料，又不辞辛苦寻找历史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他对纷纭繁复的思想资料条分缕析，展示了一幅既理性求实又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近年来为人们所关注的上百位青年思想者，在这幅长卷里都有恰当的定位和论述。
毕：不只是单个的思想者，本书的一个特色是对思想群落的挖掘与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像考古挖掘一样，非常有魅力。从北京的“二流社”、黄以平沙龙、徐浩渊沙龙、上海的“小东楼”沙龙、鲁燕生沙龙、河南驻马店的研究群体、晋中山村的“精神飞地”、贵州安顺的思想村落、宁夏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许成钢理论通讯学习小组、广州的“李一哲”群体、四川万县（现为重庆市）“马列主义研究会”一直到山西太原的“张赵集团”，作者一一加以钩沉，展示了在那个严酷年代里，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青年人追求真理的热情和社团活动的艰难，记录了一代思想先驱者付出的惨重代价。
梁：有人也许会提问，作者是北京大学博士，又在北京大学任教，这样好的博士论文，为什么不在北京大学出版，而要拿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这样的书，北大出版社不好出，国内其他学术出版机构也不好出。国内的学术期刊，也很难发。这不是贬低北大，北大的学术环境在国内应当算是比较好的。印红标在《后记》里说：“能够把‘文化大革命’题材列为博士论文题目，在当今高校并非寻常之事。我非常感谢我的导师潘国华教授、导师组长黄宗良教授以及林勋建教授对我这个选题的全力支持，我把这看作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优秀传统的体现，当做学术前辈对我的信任和鞭策。”“在此，我还要特别提出对学术界老前辈赵宝煦教授的感激。多年来，赵宝煦教授始终如一地鼓励和支持我进行‘文革’研究，尽他的可能为我提供多方面的帮助。”这些感激之词，不是客套话，而是真心话。我知道，不少大学和研究所，对于具有挑战性的选题，是不鼓励的。不论博士生的论文，还是教师的科研项目，都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潜规则。北大在这方面，多少还保存着一些90年前的传统。比起那些历史上不曾有过蔡元培的大学，还是好得多。
毕：朱学勤对这本书有两句评语：“应该反对的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更应该反对的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文革’。”这两句话比较拗口，说白了，不管哪一种不容许表达、不容许讨论的方式，都不好，都对学术繁荣不利。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而《商场现代化》暴露的问题，就属于浅层次的问题。
梁：浅层次的问题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也要解决，这样，中国的学术才有可能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