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让每个心愿都妥帖安放
作为上海外滩一家西餐厅的糕点师，他每个月能赚4000多元。这个数字在农村老家可是难以想象的。除此之外，身边还有一个十分相爱的女友。
但雷震宇过得小心翼翼。他并不爱说话，走路慢腾腾的，也从不跟家人联系。直到去年5月12日四川发生地震后，他担心家人安危，连夜坐火车返乡，周围人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小伙子原来是四川人。
但在旅途中，雷震宇又改变了主意。他看到许多乘客携带着药品等物资，准备赶往灾区当志愿者。这些场景让他深受感动，于是到重灾区什邡市做起了志愿者。
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几乎是同时，四川电视台记者胡明春也在灾区采访。他和许多同事一样，2008年5月13日即赶赴灾区。
不过，他第一次见到雷震宇，并不是在救灾现场，而是宜宾市筠连县看守所。
化名为“董继垒”的雷震宇，实际上是个逃亡11年的犯罪嫌疑人。1997年的腊八节，他用水果刀抢劫了一名货车司机，从对方身上拿走740元钱。抢劫之后，他办了张假身份证，开始了隐姓埋名的逃亡生涯。
令胡明春意外的是，对于这个逃犯，“灾区的人有着让人吃惊的评价”。在他拍摄的镜头里，许多人对这个“董大哥”充满了尊重和感激。
一个18岁的女孩哭着说：“我真是太感激他了，没有他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了。他不仅帮助了我们家，还是我精神上的支撑。要不，我一天到晚只有一个人在家，都没人跟我说句话。”
在地震中，这个女孩的父亲腿被砸伤，随后被送往南京治疗，她的母亲也前往照顾，只留下一片倒塌的木耳大棚。雷震宇和其他志愿者，帮助她把受损的木耳抢救出来，挽回了两万多元损失。
在什邡待了半个月，雷震宇看到坚强活下来的人们，看到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他突然觉得自己“很懦弱”，“自己那点儿事，根本就不算啥子”。最后，他决定要“光明正大”地活下去。他对其他志愿者说了句“只有你们来看我，没有我来看你们了”，便到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
这个故事让胡明春非常感动。在此之前，他所做的地震节目大多是惊心动魄的营救场面，或者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而这种上升到道德选择层面的故事，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地震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并没有被挖掘出来。”四川电视台副台长纪小荃说，“过去媒体一直都关注英雄了。”
这家电视台的编导郑丹收到过一个名叫梁欢的女孩的来信。这名北川中学的学生告诉她，在废墟之下，是同学李安强用能够活动的一只手搬开了压住她的水泥块，这才使得自己幸免于难。而李安强害怕伤及身边的同学，一直没有把腿伸直，长时间的蜷曲，导致他双腿高位截肢。但这个男生一直拒绝承认此事，也没有填写“抗震救灾小英雄”的表格。
这封来信给郑丹很大触动。“你也知道，如果获得了‘抗震救灾小英雄’的称号，或许可以保送北大清华读书。但那些没有获得这些称号，或者没有被媒体关注的英雄呢，这对他们公平吗？”她有些激动地说道。
类似的思考也困扰着不少媒体人士。四川广播电视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李福春就撰文指出，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作为媒体究竟该为灾区群众做点什么——是去渲染感恩，还是再揭伤疤？是去回顾悲伤，还是发点感慨？
是我的报道害了她？
“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揭伤疤了！”来自四川电视台的编导王婕认为。她常常陷于这样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职业要求挖掘新闻事实，另一方面却可能触及别人的伤口。
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她和两个同事走在大街上，不停地诅咒自己，“说什么以后也不做这样的事情了”。当时，他们正在策划这样一期节目：一个由21个孩子组成的合唱团，为在地震中丧生的团员的父母唱歌。
“多亏后来那期节目没有做成，否则我的良心就太过不去了。”王婕说，“我当时甚至希望天突然下雨，让这个节目录制不成。”
她难忘地震发生后在北川中学采访的经历。一位女教师为了照顾学生而来不及寻找自己的女儿。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当她跑去寻找女儿时，却发现孩子埋在废墟下，早已没了气息。作为记者，王婕忠实地记录下这个故事。
但她一直为这位老师担心。每逢有同事到北川采访，她都会委托对方了解一下这位老师的现状。传来的消息大多是：她不停地被拉去接受采访，参加各种电视节目……最终，在今年春节的时候，王婕听说这位老师疯了。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是我的报道害了她！”提及此事，这名从业10年的记者声音哽咽了。
“在地震中我们往往放弃了职业习惯，而首先考虑到世俗伦理。”四川电视台编委陈庄介绍说，不少记者都是先参与救援，接着才打开摄像机。
他还推荐给记者一篇文章。其中赞赏了一位前去采访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一事的记者。这名记者千里迢迢来到冯翔的妻子、父母落脚的宾馆，但“手在敲门的瞬间放下了”，原因是：隔着薄薄的房门，听到冯翔妻子、父母的哭声和亲人的安慰声，“实在不忍心打扰，实在无法正视那一个个面带泪痕的脸庞，甚至无法想象，当冰冷的镜头突然对着那枯槁的面容时，该是多大的一种冷暴力”，于是“记者选择了舍弃，静悄悄地离开”。
“我们有时候也面临着这种舍弃：如果需要地震时悲惨的往事，就用过去的录像带来表达，基本不会让当事人再重复一遍。”陈庄说。
有多少朴素的心愿
更让这位电视人担忧的，是公众的健忘。“大家很善于遗忘，尤其是在亢奋之后，如何能够引起人们对灾区长久而持续的关注呢？”
冯翔的自杀给他很大触动。他认为媒体不仅要做那些战胜自然灾害、重建家园的宣传，更要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关爱灾区心灵重建，预防悲剧再次发生。
从去年9月起，陈庄就开始策划地震一周年时的节目样态。他坦言，四川电视台“受人关注，会有压力”。从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直到震后100天，这家地方电视台全天候现场直播，风头一度压过了中央电视台，并获得诸多“传媒致敬”。
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乡亲，一周年之际，该做些什么呢？最初计划用群众演员来再现场景，但做了样片之后发现不够真实。还有人建议对抗震英雄和志愿者进行回访，也因为没有新意遭到了否决。
“我们这次要关注平民老百姓！”纪小荃道出了台里最后定下的方向。
几经周折，在春节前后，一个名叫《5·12中国爱》的媒体公益活动策划案出炉了。这档节目将联合明星志愿者，共同为灾区人民实现心愿。
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编辑部收到了上千份心愿。其中一部分是缺钱修房子的，还有生活难以为继要钱的，也有人打来电话说写了首歌，希望歌星们唱给灾区人民，不过随即补充道，这可是要稿费的。
而更多的心愿，连纪小荃本人也被感动得眼泪直流：一个失去丈夫的幸存者打电话问能否实现丈夫的遗愿，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看一看；一个艺术家征集地震中死去的孩子的骨灰，希望以此塑成鲜花，从而纪念生命的美丽；一位岳母和女婿，都在地震中失去了另一半，他们报名为对方找对象；一个13岁的小男孩，希望为去世的老师唱一首《隐形的翅膀》，就是这位老师在最后一刻用臂膀紧紧地抱住了同学们……
这其中就包括了雷震宇的心愿。他委托当地警方询问胡明春，能否在法律上出现这样的条文：不再对犯过错误的人进行歧视。
这位37岁的男子总觉得别人对自己指指点点，甚至有一种“想逃避自己，不愿意和自己交往”的感觉。经过胡明春等媒体记者的报道后，他被轻判，3年有期徒刑、缓期4年执行。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没有一家用人单位愿意雇佣这样一位公众人物。
雷震宇的心愿让胡明春很是为难。不过，他随即想到，要让这位服刑人员打开心结，那位货车司机或许是个关键。借助警方的联系，他找到了那位名叫熊仕强的司机。这个爽快的男子很快答应原谅雷震宇，但就在这时镜头里出现了意外，熊仕强的母亲啪一下把门关上，拒绝了记者的要求。
“心愿眼看着就要实现了。”胡明春很是遗憾。他后来才得知，熊妈妈根本不相信雷震宇已经痛改前非了，甚至害怕还有其他团伙来打击报复儿子。
“虽然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那件抢劫案给他们家人带来的阴影一直都在。”胡明春分析道。
捡回命来的人拍捡回命来的人
同样的，一年前的那场地震采访经历，也给这些电视人心里留下了不少东西。
一个名叫鲜于的四川电视台制片人跟随着一个医疗队采访，没想到在理县峡谷中遭遇了余震，走在前面的一辆军车瞬间消失在大山之中。另一位摄像记者忙于拍摄而忘记带上口罩，结果被沙尘吹得鼻血直流。
他的几位同事去年5月12日当天正在卧龙做熊猫迎奥运的节目，临近中午，他们谢绝了当地的宴请，匆匆返回。车到紫坪铺水库，大地震发生了，他们幸运地逃离了震中。而参与节目的10多位礼仪学校漂亮女生全部遇难。
“我算是捡了条命回来。”坐在一家饭馆里，鲜于语气平静。据同事回忆，这个原本开朗活泼的小伙子，从灾区回来后有大半年没怎么说话。
王婕表示自己变得更“败家”了。这天下午，她拎着大包小包的商品对记者说。地震最初发生的时间里，这个赶到北川采访的女记者每天都会“以泪洗面”。时至今日，她路过北川县城也会禁不住流泪。
另一名编导胡洪佳也摇着头说：“我亲眼看到面前的楼房摇晃，以为自己就会这样死掉了。”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在地震当天，徒步两个多小时在成都寻找自己的父母。
震后数天内，有传言成都会有余震发生，这让不少当地人选择了外出躲避。“你看过美国大片里，那种外星人来袭时，所有人逃亡的镜头吗？跟那个一模一样。”胡洪佳打比方说。他回到家里，把新买的液晶电视用所有的棉被裹了个严严实实。当天晚上，陈庄独自一人回到自己14层的家中，整栋楼空无一人，由于不敢坐电梯，他选择了爬楼梯。另一位制片人躲到一家五星级酒店，“用一瓶红酒把自己灌醉了事”。
明星马艳丽目睹过一位编导“痛不欲生”的后遗症状态。当时她应邀担任明星志愿者，为在地震中被誉为“最牛80后志愿者”的尹春龙实现心愿。这个21岁的男生因为救灾而荒废了自家的蘑菇大棚，马艳丽帮助他叫卖香菇并申请绿色种植认证。
她没有想到那个编导做节目时会如此痛苦。“因为需要回放当时灾区的惨状，那个编导做一次哭一次，惨极了！”马艳丽说。
这种共同的灾民经历，让他们在做节目时变得小心而又谨慎。宁远主持过一期节目名叫《坚强女孩背后的心结》。5·12当天，这个名叫郭婷婷的女孩子在废墟之下带领同学们唱歌，最终一起渡过了难关。但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女生一直有个心结，总认为是自己压死了身下的同学陈振东。她希望能够见到陈振东的母亲，以求得她的原谅。
而她不知道，陈妈妈可能比她还要痛苦。丈夫因难以接受儿子离去的现实，与她离婚，因为当初是她执意让儿子转到这所学校的。这个不幸的女人，如今无时无刻不责怪自己害死了儿子。
为了这期节目，宁远特意找到一位华西医科大学的心理医生，询问做节目时应该注意什么，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直到对方告诉她，对于这类人群，心里话说出来反而会更释然，她才安心设计起自己的台词。
“面对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我一般都不会强求，也不会追问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和道德。”郑丹有着同样的观点。
她当面问过李安强有关救助同学的故事，但对方的反应是“不知道”和“不记得了”。郑丹也就没有再追问。
最终，李安强还是在母亲的眼泪中，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原来，这个男孩子一直担心家人因此埋怨他，所以坚决不愿意吐露自己救人的事实。
这里不要苦情戏
在演播室里，雷震宇显得很平静。他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眉眼有气无力地向下垂着。编导胡明春早早地告诉他，那位司机的母亲并不同意儿子接受道歉。
这让雷震宇多少有些失望。尽管如此，今年5月5日他还是换上了自己最为体面的衣服——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衣和有些老旧的黑色西裤——同时怀揣一个装着5000块钱的信封，到成都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
“我是去认错的！”这个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男子说。他希望在四川电视台的帮助下，能够得到司机的谅解，并且当面偿还欠款。
“好多人事先都不知道自己的愿望是否实现了。”坐在一旁的陈庄说。他说这种做法是为了保证当事人情感能够真实地流露。
这位电视人表示坚决反对爆炒伤痛或者渲染感恩的做法。据说，某媒体曾经有这样一个新闻策划，为了表达北川人民的感恩，就策划出让北川人捐献角膜的活动。
在审片的过程中，这位编委就经常“心疼”地删去一些流泪镜头。“我不希望我们的节目办成苦情戏。我们是要鼓励当事人走出来，向前看，而不是一味沉浸在过去。”他这样解释说。
“不要以为一提到灾区，就是苦得不得了的那种。”编导陈琰艳说。在北川擂鼓镇的一片废墟上，她发现了一家名叫“顶级KTV”的店铺。一经打听才知道，这家店的老板地震前就开办了擂鼓唯一的一家KTV店。
“一个人唱歌是悲伤，一群人唱歌是快乐。”老板这样解释自己重操旧业的原因。从废墟里，他和妻子扒拉出来旧机器，勉强租用了这个二层小楼，开办了这家KTV店。最初，来唱歌的人大都点些《真的好想你》等悲伤情歌，后来人们开始唱起《阳光总在风雨后》之类的励志歌曲。这让这位老板萌生了这样一个心愿：在当地举办一场歌咏比赛，让更多的人用歌声忘却痛苦。
为了实现这个心愿，陈琰艳找来演出公司，搭建好舞台，还专门请来歌唱组合羽泉前来助阵。人们的热情甚至出乎羽泉的意料。
一个74岁的老大爷自己写了首歌名叫《咱们北川好地方》；另外一个在地震中失去双腿的羌族女孩子，唱起了《月亮之上》；还有一个失去了双手的男子，用护腕和木棍做起了支架，这样“手握”话筒唱了首《从头再来》。
并非每期节目都这么顺利。一个在地震中重伤的女人，遗愿是死后把眼角膜捐给外省的患者，以表达灾区人民的感恩之情，但最后受助者拒绝出现在镜头前，节目夭折。一个爱上当地小伙子的天津志愿者，心愿是征得母亲的同意得以完婚，但到最后编导才发现母女俩根本无法沟通。一个为在地震中遇难女友寻找亲妹妹的男子，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
编导李佳漪的节目就差一点夭折。她需要实现的心愿是：一个来自彭州市桂花镇丰乐社区的支部书记，希望恢复村里在地震中受损的一座桃花山。
“天啊，这怎么可能！”李佳漪第一反应是拒绝。
“我们也是美得办法啊！”在这位女支书看来，村里每年举办一次的桃花节，远不是经济收入那么简单。那些青壮年劳力可以借此做些生意，老年人也能在桃花节上表演节目以丰富生活。但在地震之后，不仅是桃树全部倒下了，曾经以此为生的人们也纷纷外出打工。一个腰鼓队的大姐甚至因在地震中受到了惊吓，从此面无表情地一句话也不说。当着采访记者的电视镜头，她甚至摔起了椅子。
李佳漪决定“试一试”。她来到位于成都郊区的龙泉联系树苗。这里的桃花节更为出名，每年能带来上亿元收入。虽然在电视镜头上，当地政府非常爽快地答应支援5000株桃树，可是私底下李佳漪没少费口舌。
灾区的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故事的
相比之下，雷震宇的心愿算是比较顺利的。
就在他忐忑不安地坐在演播室里时，一个身穿格子衬衣的男人悄悄出现在后台。“我好紧张哦！”他对一旁的编导说，“这是我第一次上电视。那个主持人平时天天在电视上看见，下来这么见面反而觉得不熟悉了。”
“你紧张什么呢，雷震宇不比你紧张？”周围人这样安慰他。
“也是！他还不晓得我来了。”原来，这位就是货车司机熊仕强。他终于说服了自己的母亲，来到了《5·12中国爱》的节目现场。
当熊仕强走到舞台中央时，雷震宇显得有些木讷。他激动得连事先准备好的道歉词都忘记了，只是紧紧拉住了熊仕强的手。当时，他不仅抢走了人家740元钱，还砍伤了对方的手。
“我，我真没想到。”在原先的台词里，他本该说一连串感激的话。
“他可能性格就是如此，更何况长期的逃亡生涯，也许让他太过压抑了。”宁远事后笑着说。
这位女主播反倒觉得雷震宇很是幸运，毕竟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地震发生后，宁远坐在演播室里播报新闻，曾经流过不少眼泪，“其实都是被故事感动着”。但后来亲身去灾区时，她发现大多数受灾群众是没有什么故事的——他们是受了灾，但他们的灾不是最严重的；他们很顽强，但他们也不是最顽强的那个。
坐在前往北京的飞机上，宁远一边啃着汉堡包，一边回忆起去年6月份在安县采访的经历。她随意走进一间板房里和人闲聊。那个儿子说这次家里太幸运了，自己在废墟下才埋了10个小时，就被挖出来了。他背着父亲，翻山到有救援的地方，才走了七八个小时，就遇到解放军了。
宁远难忘这个当事人叙述这些事情的表情，那种“不是悲伤而是庆幸”的表情。虽然她觉得这家人已经很惨了，房子没有了，家没有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庄也被毁了，孩子受伤了……但这又是什么“故事”呢？作为新闻来说，它们缺少值得挖掘的东西，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展现”。
“在抗震救灾阶段，人们都去关注故事了。这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就喜欢看那些可歌可泣的精彩故事。但实际上，大多数人是平淡的、没有故事的，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帮助吗？”宁远说。从此，她开始在节目之外，为这些普通人做些事情。
“我们也希望自己的节目，能够为灾区群众实实在在地解决些问题。”纪小荃说。他们一共做了30期节目，而完成的心愿却远远不止30个。其中既有帮助相依为命的藏族母女重建被毁房屋，也有为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山村女教师找到匹配的骨髓，同时减免了40多万元医药费，还帮助一个普通农妇在遥远的西藏找到了地震时的救命恩人。
“这些似乎都超出了记者传统的职责。”编导王卓彦兴奋地说，“我们不仅是记录者，还是参与者。”
这天晚上，在北京东直门的一个饭馆里，来了一群毫不起眼的客人。他们点的不过是花生米等下酒菜，喝的只是北京常见的燕京啤酒，包括对话也极为平常：“老熊，我敬你。”“老雷，以后都是兄弟了，别客气。”但如果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任何人都会大吃一惊。时隔多年，警察、抢劫犯和被害者竟然坐在一起举杯畅饮。
“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喝酒了！”雷震宇涨红了脸，端起酒来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