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青少年更易感染艾滋病
她说：“北京有20多万外来流动人口子女，他们大多数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小小年纪就随父母到处漂泊。在我们的调查中，有13.1％的人已经开始一个人生活，有22.9％的人的收入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背负着家庭的经济负担，对他们来说，工作环境是否安全、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和挣钱多少，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上班时间长短和工作劳累程度，他们都不太看重，更不知道一些流行疾病对他们的威胁。”
为了解校外青少年群体受艾滋病影响方面的脆弱性，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的学者们对艾滋病高流行地区的校外青少年、青少年移民、18岁以下的青少年性工作者、少数民族青少年、在职业中心接受培训的青少年和生活在社区中的校外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显示，由于校外青少年比校内青少年缺少社会网络的支持和社会资源，因此他们具有更多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和受其影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更加令人担忧。
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是15岁至20岁
18岁的小鲁（化名）是贵州六盘水人，小学毕业后便没再读书，和一些“哥们儿”生活在社会上。他的第一次性行为发生在2005年，那时他14岁。
“我第一次正面接触性是2004年快过年的时候。虽然他们经常在租的房子里放‘黄带’给我们看，但真的还没见过，直到那一次。那天晚上我们有9个人，一起去旅社开房睡。有5个男的，4个女的，是4个‘小姐’。当时睡的是几个人一间的大通铺，全是我们的人。他们吃完药后，就做了，我在旁边看，那时我还没吃药，也不会做，只是看他们，但我觉得身上很不舒服。2005年的一天，那些和我们在一起玩的女生在洗澡，有一个喊我进去给她们搓背。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再也忍不住了，就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的发生了关系，之后，直到我后来吃药，一共与9个女的发生过关系，基本上全是吃完药以后大家在一起做，觉得很好玩。大家都不用安全套，反正也没有人给我们这些东西。”
这是记录在由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所做的《西部五省区各民族校外青少年高危行为与艾滋病易感性研究总报告》中的一个案例。在对新疆、云南、四川、广西、贵州2150个校外青少年的调查中，有689人回答了有关性交往的问题。调查使研究者惊讶地看到，发生性行为的青少年中，最早的年龄是10岁。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是15岁至20岁。614名青少年回答了有关他们性伙伴的问题，其数量从1个至多个。其中，60％的青少年有两个以上的性伙伴，平均为4．19个性伙伴。性伴侣超过5个的占16.9％，10个以上的有6．7％。
而在由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完成的《北京农村流动人口校外子女感染HIV脆弱性研究报告》里也显示，研究者们通过对北京熊猫环岛综合市场和明园学校260名14岁至20岁校外青少年的调查发现，10.1％的被调查校外青少年有过性行为，其中76.3％的青少年是在13岁以后发生的首次性行为。所有发生过性行为的校外青少年中，39.1％的人是有计划进行的，另外相同比例的人是完全自发的。
一般说，校外青少年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他们生活水平低下，普遍低层次就业，缺少社会网络的支持和社会资源，因被社会严重边缘化而形成并依赖自己较封闭的小圈子。相比校内青少年，校外青少年在生理、经济、社会、文化、家庭、心理、地理上，具有更加多重的脆弱性。然而，许多校外青少年对此一无所知。
17岁的贵州六盘水人赵言（化名）就很轻松地对与他谈话的研究者说：“父母关系不好，妈妈所在的单位效益也不好，有活干的话一个月有七八百元，没活干的话每月只有190元，大家都不管我，我的成绩很差。2002年9月上初一后，没几个星期我就离开了学校，索性不上了，成天和朋友在外面玩。由于不是学生了，我可以光明正大地交女朋友。我不停地换女朋友，她们当中大部分是在校的初中生，这些女孩也不爱读书，不太听家里话，有小部分是不读书的，但都是小姑娘，十四五岁的样子。到现在为止，我至少和40个女生发生过性关系，她们中有我的女朋友，也有只是一般玩的那种。我从来不用安全套，女生懂得自己去处理。不懂的怀孕了，我就有几个女朋友怀孕过，我都是找钱送她们到医院去做了人流，但出来后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这期间我得过一次性病，我开始不知道是什么病，朋友告诉我他们也得过，没什么大不了的，到医院打几针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性病没什么可怕的，包括你说的艾滋病，我也觉得没什么可怕的。原来我吃药的朋友中有一男一女就有艾滋病，我们经常在一起也没什么，我觉得这种病只有几种传播方式，我不太害怕。”
研究者对北京260名农村流动人口校外子女的调查显示，虽然84.7％的被调查校外青少年能够正确回答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96.2％的被调查校外青少年不认为或没有想过“我处在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中”，67.4％的被调查者承认关于艾滋病对自己的危险知道得不多。
大部分校外青少年未接受过健康机构的服务
在对北京朝阳区熊猫环岛综合市场流动人口校外子女的调查中，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发现，与在校内青少年中开展的调查不同，他们很难用访谈的形式来与这些青少年讨论艾滋病和性等问题，因为这些孩子觉得在同伴面前谈论这样的话题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虽然71.8％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很幸福，79.5％的人认为自己父母的关系融洽，50.6％的青少年对现在的生活富裕程度表示满意，但是他们承认，性和艾滋病是他们和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亲属最难谈及的话题，而医生、亲密的朋友，才是他们最容易谈论此话题的人。
然而，虽然认为与医生最容易讨论，但到健康机构咨询的人却非常少。在调查的校外青少年中，43.4％的人表示知道一些可以获得性、避孕和艾滋病监测等信息的机构，其他56.6％的人表示从没听说过。82.8％的被调查者表示以前从没有去过医院、疾控中心等健康机构进行咨询或接受服务。有8．6％的人从没有听说过这些机构可以接受咨询。
在所调查的北京农村流动人口校外青少年中，20.5％的人向所信任的人寻求过相关健康问题的建议，23.9％的人没有寻求过，有55.6％的人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而在另一个因有偿献血导致艾滋病高发的省份的调查中，被调查的校外青少年认为，如果遇到与艾滋病有关的问题时，他们通常愿意采用的首选方法是“去医院找医生询问”。但他们中只有11.8％的人曾主动利用过与艾滋病防治有关的服务，不主动利用艾滋病防治有关服务的原因是：“我觉得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问”、“我不愿意去”、“花费高，负担不起”、“没有时间”。
有大部分人表示，对相关机构提供的服务不满意，其原因主要是：医务人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医务人员态度不好、保密性不好；门诊的环境太乱、工作时间不合适；候诊时间太长，以及费用太高等。调查显示，虽然青少年对医务人员寄予了很高期望，但医务人员能给予他们的帮助与实际求助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有88％的被调查校外青少年认为，有必要开设专门为青少年提供艾滋病防治服务的门诊或场所。
“教育是对抗艾滋病最好的疫苗，但是，校外青少年恰恰不在教育的保护之中。与校内青少年相比，校外青少年缺少知识、信息、技能、服务和社会支持，而我们对校外青少年的研究严重不足，因而也未能发展出相应的政策对校外青少年进行有针对性的支持，以减少他们的脆弱性，有足够的能力和社会支持与艾滋病对抗。”张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