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信史分外明
毕：这两位先生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既是严肃认真、训练有素的学者，又是历史内幕的当事人。“文革”前，一位是《红旗》的编辑，一位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66年，分别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1967年初，阎长贵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王广宇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亲历了“文革”高潮时期政治中枢的许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后，他们被诬入狱、劳改，直到1979年平反。近几年，他们集中精力回忆和反思“文革”，这本书就是回忆和反思的一个结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已经过世，了解一些内情的人员，年事渐高，其中有较高写作水平又愿意回顾的就更少了。坊间流传的与这段历史相关的文字，不少属于以讹传讹。这两位先生兼“文革”研究者和历史当事人于一身，他们出于历史使命感，出来廓清史实，分辨真伪，自然难得。
梁：当时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员，其实是一个圈子，他们之间比较信任，交流较多。我是近几年和阎长贵先生相识的。最初是在凤凰卫视看了他的口述回忆，印象很深。后来在吴迪家第一次见到他。原来他居住的小区离我家不远，又有共同的兴趣，于是来往渐多。我知道，他和毛远新、谢静宜等当年政治核心的知情人有联系。去年我拿到史云、李丹慧的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打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就在本书第418页：“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毛远新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还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这些细节，对于了解那一段历史，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毕：我还有一点感触比较深。两位作者在“文革”初期被“重用”了一年多，后来却关进监狱长达8年，吃尽了苦头。按说，他们对构陷其入狱的江青等人应当恨之入骨。但在研究相关历史时，却能秉持史家风范，“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江青垮台后，国内舆论对她在上世纪30年代的活动基本上是负面评价，阎长贵却说她当时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和她后来做的坏事相比，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年代”。阎长贵特别考证，传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对此有“约法三章”，限制江青参政，不是事实。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江青，也不是事实。直到1975年，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帮帮她（江青）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梁：在这些问题上，阎先生极其认真。他写成《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一文的初稿后，让我转给何方先生一阅，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成婚经过的重要知情人。刘英晚年与何方有多次深谈。何方当面向阎长贵说，“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
毕：探讨历史真相，固然需要严谨的学风，求真的勇气，也需要感悟的能力。在感悟力方面，历史当事人具有特殊的优势。他们在现场积累的感受，局外人阅读再多的文献也无法获得，这个本事仅仅在学院里是培养不出来的。对传记真实性的判断，瞿兑之上世纪40年代为《一士类稿》所写序言中有一个看法，他说：“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这和陈寅恪早年处理史料的一个卓见相同。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开始就指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陈寅恪的意思是，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判断史料要官书和私著并重，互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