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不必对“故意杀人”定性过于敏感
笔者认为，在对邓玉娇案的关注中，公众不必对“故意杀人”定性过于敏感，否则舆论监督将变成无原则、非理性的情绪发泄，既可能掩盖问题实质，也可能不当干预司法，最终造成真正的不公。
之所以说不必对“故意杀人”定性过于敏感，依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目前的警方结论只是“初步意见”，随着侦查的进一步深入，及案件进入公诉和审判环节，并不能排除改变定性的可能性。二是定性“故意杀人”，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必然受到最严厉的刑事处罚。不否认罪名不同会带来刑罚轻重差异，但不能简单以罪名判断处罚。毕竟，司法机关在量刑时，不仅要看行为定性和所涉罪名，而且还要看犯罪原因、情节等诸多因素。即使是“故意杀人”还会有无故杀人、泄愤杀人、义愤杀人、正当防卫杀人、防卫过当杀人以及情杀、仇杀、图财害命等等不同情形。
处在侦查阶段的邓玉娇刺死政府工作人员一案，能否客观公正地依法推进办案进程，关键问题不在于警方的“涉嫌故意杀人”的初步定性，而在于警方是否充分注意到邓玉娇刺杀官员的具体背景，正确认识到官员前期行为与行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正确判断官员前期行为的性质。因为这些具体情节，都将直接关系到邓玉娇的行为是否正当防卫，即使排除了正当防卫的可能性，这些情节也将直接影响法院量刑的轻重。
其实，就目前情况看，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对邓玉娇实施刑事拘留，并无不妥。首先邓玉娇有行凶行为，而且造成了受害人的死亡，在没有进一步的侦查之前，邓玉娇涉嫌严重刑事犯罪是毫无疑问的，完全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强制措施的有关规定。之所以初步定性“故意杀人”，主要是因为受害人左颈部刀伤割断动脉并划破气管，右胸部刀伤穿透胸腔刺破右肺，两处均系致命伤，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是否致命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确定一个行凶行为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致死）”的重要区分标准。因为多处致命伤，既说明了行为人的残忍程度，也说明了行为人对剥夺他人生命持“明知和放任”的态度，属于刑法理论上的“间接故意”。
必须指出的是，官员遇刺前对邓玉娇的所作所为，在本案中不仅影响对邓玉娇行刺行为的定性，而且还影响最终的量刑，因为这是邓玉娇行凶行为的重要诱导因素。不少网友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甚至有法学专家也称“女性维护贞操可不考虑防卫后果”。那么，受害人的行为是否涉嫌施暴或性侵犯呢？笔者认为，结合当时的争执环境还不能得出这一结论。必须承认，受害官员针对邓玉娇的行为是明显的寻衅滋事和无事生非，有防卫权，但有防卫权并不等于不计后果。发生争执时，休息室还有两名服务员，而且参与争吵的官员也不止死者一人。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谈不上“为维护贞操而不计后果”的必要性，只能说邓玉娇此时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或者由于其他精神方面的原因出现了严重受侵幻觉，从而采取了不计后果的过激防卫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