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是不同博弈力量的平衡者
赵鸭桥指出，烟草产业的发展，走的也是农业现代化的主流模式：“公司＋农户”。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公司组织农民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公司提供技术指导，甚至物资和设备帮助。为了让农民吃上“定心丸”，公司还与农民签订最低收购保护价，如果价格看涨，则随行就市执行市场价格。但是，即使这样，农民也处于被动的地位。
虽然从理论上说，自从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农民就有了充分的生产自主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没有指令性计划限制，可以依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经营。再加上近年来各级政府一再强调保护农民的利益，尽可能让利于民，农民确实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相对于有实力的公司来说，农民尤其是贫困的农民，总还是“最容易受伤的群体”。
他认为，上述关系中，农民所谓的生产自主权实际上是被打了折扣的，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很多时候作出的市场选择不是理性的，而是无奈的。比如，在孩子的学费与生产资金发生矛盾时，有公司表示可以预支生产垫本，农民怎么可能去与公司谈判今后的收购价格应该是多少才合理？如果公司、政府以及村里的能人都这么说、这么做，作为贫困农户，他们又怎么能改变现状呢？比如，公司介绍的是新产品，瞄准的是远方的特定市场，农民又怎么可能去随行就市呢？
“这种实际上的不自主，反映了农民仅仅有理论上的决策权，而不具备实际的决策能力。”他说：“‘公司＋农户’，看着像是一个合理的安排。照理说，农民应该高兴，但是从市场份额和公司份额来看，农民其实得到的很少。”
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间商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有平衡链的作用。
“尽管公司视他们为扰乱市场者。很多公司人员抱怨，这些中间商肩挑手抬，昼夜活动，查不到他们，卡不住他们，扶持和指导农民的时候没有他们，行情好了他们就来哄抬收购价格。但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作用却非常微妙，一方面，他们可以告诉‘公司＋农户’合同的双方：公司和农户，什么是市场价格，随行就市的行和市是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实际收购来证实市场价格。因为他们的存在，农民就找到了与势力强大的公司抗衡的‘支点’，使公司不得不随时关注他们的出价，然后对自己的合同价格随时作出调整，否则就收不到原料。”他说。
因为中间商的出现，也使企业有害怕农民的地方。农民在价格低落卖不出去的时候可以要求公司按最低保护价收购，在价格看涨的时候可以高价卖给中间商。
赵鸭桥说：“农民其实也不会那么坏，如果市场价是22元，公司给到21元,农民也会卖。因为企业前期有技术投入等，农民也会想，如果今年不卖给公司，明年市场不好，公司不收了怎么办，事实上农民还是愿意卖给企业的。”
“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他说，“从良性的社会治理来说，政府应该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制订者、监督者和纠错者，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调节者和保障者。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企业可以赚钱，政府可以因此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就业，干部可以有政绩，于是政府和企业往往成了朋友甚至伙伴，从而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公司的利益；二是会忽视自己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职责。如果注意不到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利关系的非均衡性，就很容易出现不利于弱者的制度选择，从而变成强强联合‘盘剥’农民。”
“我们应该深刻反思经典农业现代化的失败之处，认识到经典农业现代化并不是完美的，其失败不仅在于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健康水平的下降，同时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贫富悬殊以及部分时候社会的不和谐。”他说。
因此，他认为，政府应成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博弈力量的平衡者，通过经济和政策杠杆调节投资者的行为，制定“游戏规则”，监督投资者完成其环境与社会责任，保障弱者的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