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烟农生存状况调查
在烟田中育苗的农民。本报记者 张文凌摄
一户烟农与家里的4部电话
4月以来，一看到家里的4部电话，付新洁就一阵唉声叹气。虽然每部电话都有190元的预存话费，但每个月不管使用与否，都必须缴纳30元的基础费。“4部电话就是120元，这是多大的一个负担啊。”她说。
付新洁是昆明石林县某村的村民。今年年初，为了提高村民种植烤烟的积极性，有关部门承诺可以为烟农免费提供部分有机肥料、农药和一定的补助款。然而，日前，村民们却被告之，为了方便种植期间的技术指导和管理，村民必须以每部200元的价格安装固定电话，才可以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即使家里有电话也要执行这一规定，而且还要根据烤烟种植面积的大小来购买电话，也就是说，烟田越多的农户购买的电话就越多。付新洁家就因此购买了4部电话。
而在昆明市的另一个县——寻甸县的某村，不少烟农正在对村委会规定每户必须购买的100公斤煤敢怒不敢言。村委会卖给他们的的煤是50元100公斤，而在煤炭交易中心，100公斤只需45元。
不久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在编写云南农村发展蓝皮书时发现，他们从乡村收集来的声音里，烟农的抱怨和不满是最多的。
在云南农业产业化中，烤烟种植是最成功的一项产业。烟草经济的发展，富裕了企业，富裕了地方财政，一些农民也靠种烟使生活得到了保障，那么，烟农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抱怨和不满呢？除了各种名分的摊派，烟农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如何看待烤烟种植？
带着这些疑问，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了云南陆良、通海、禄丰等县的烟农，以期从中寻找到一些答案。
种烟的成本
50岁的杜小琼正在自家院子里腌制咸菜，她的6亩地要一个月后才开始种玉米。虽然玉米的收入不如种烟，但丈夫去世后，种了10多年烟的她再也不想种烟了。除了家里没有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栽烟太苦了”。
“过去栽8亩烟，要请20多个人来帮忙。早上9点出去，晚上8点以后才回来，还要3辆拖拉机拉水。现在栽玉米，只要三四个人就行了，也不用拉水来浇，靠雨水就行。”杜小琼说。有了更多闲暇时间，杜小琼还可以做点小生意，省吃俭用地供着大儿子读硕士研究生。
杜小琼是云南陆良县农民，她所在的村烤烟品质在当地数一数二。该村每年种烟平均六七千亩，最多时达1万亩，而今年的计划则下降到4000多亩。“全村1000多户人家中有100多户出去打工。因为烟有控制，价格老是上不去，效益不好，有些人就不种烟了，农民希望能慢慢转产。”村委会主任钱保平说。
在烟农李伟家，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5亩烟地，去年收入6000多元，除去煤炭、薄膜、化肥、农药等成本，纯收入大约3000多元，也就是说，一棵烟的收入为六七角。“这真的是我们一家3口起早贪黑、风吹日晒的血汗钱。”
李伟觉得现在种烟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煤炭、薄膜的价钱贵，与其他村不同的是，他所在的村是个缺水的干坝子，水要向远处一个二级电站购买。有田的人每人要缴纳150元的水费，他们家3个人就要交450元。此外，如果请帮工的话，到烤烟栽完、收完，他们大约还要付出上千元的辛苦费。但是对许多烟农来说，在计算栽烟的成本里，他们几乎不把劳动力的成本算进去。
而且，种烟最怕的是碰上冰雹、大雨等天灾，“那就是血本无归了。”杜小琼内心最伤痛的事就是2003年的一场冰雹砸碎了他们全家的希望。那年七八千棵的烟叶被打死了5000多棵，“田里落满了绿色的烟叶，烟杆光秃秃的，满眼尽是凄凉”。七八月的田地，已经很难栽种其他作物，即使种点萝卜，也卖不了多少钱，一家人的生活变得很拮据。虽然政府给每棵烟苗补贴两角，5000多棵补贴了1000多元，但如果赶上好年头，可以卖到六七千元。那次天灾后，种烤烟20多年的杜小琼家，烤烟种植面积就逐年减少了。
“种烟，就像漂在水里的金子，捞到了就是钱。如遇天灾，就只能看着金子变成水啊。”她叹息道。
“蹲着栽烟，跪着卖烟”
“除了怕天灾，许多烟农还怕卖烟。”一名烟站收购员在与记者聊天时说。
“那你这个职业很吃香啊。”记者赞许他。
听了这话，这名烟站收购员一个劲儿地摇头，他坚持说自己只是收烟的时候在那里帮忙，没有工资。旁边一些村民听了这话脸上露出诡秘的笑。
傍晚，记者来到烤烟辅导员邓涌家。邓涌直言：“收购站工作人员的工资大概每月500元。其实收烟的工作很苦，在里面收烟，又呛又是灰，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感冒。但即使这样，大家都想加入，哪怕不拿工资也为烟站工作，无非就是想与公司有关系，在自家卖烟的时候能卖个好价钱。烟农把这叫做‘蹲着栽烟，跪着卖烟’。”
他说，压低烤烟级别是一些收购站赚取利润的主要方法。由于烟的等级分类很复杂，人为因素很多，一些收购站就把可以卖到2级的烟压为3级，3级的烟压为4级。当烟站再卖给烟草公司时，这些级别又会提高；烟站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压秤”，少了10~15公斤，每户烟农就要少收入一二百元。但是，若与烟站关系好，就可以免掉这些遭遇。所以，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烤烟不被压级、压价，都要给收购站的点长和工作人员送钱送烟，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村民任建东说：“前年卖烟时，我在家里称的烟是180公斤，到了烟站就少了50公斤。我受不了这个气，去年，我把烟全部卖给二手烟贩了。”
据烟农们反映，有的烟站收购人员的随意评级，使烟农对烟草公司产生了积怨。一个乡镇就曾因烟站压价过低，发生了烟农阻断烟站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去年有个县一个烟点收烟车翻到河里，烟叶全部泡了汤。随后，这个烟点收烟的级别变得极为苛刻，“他们就是想通过压级的方式把公司的损失弥补回来。”该县一名收购站工作人员说：“再这样下去，农民可能就不再种烟了。”
烟农与烟站之间的矛盾，滋生了二手烟贩市场。一些不种烟的人因为和烟站有关系，收购了农民的烟再卖给烟站，一年可以赚二三十万元，比种烟的农民收入还高。所以农民们说，“种烟的不卖烟，卖烟的不种烟”。
但对于没有关系的烟农来说，他们仍然愿意选择烟贩，即使是次烟叶也可以卖个好价钱。而在收购站那里，次烟叶的价格则非常低，所以，他们不在乎烟贩从中赚取的那些差价。
邓涌说，另一个驱使烟农将烟叶卖给烟贩的原因是，烤烟生产历来都有合同收购数量控制—每户烟农在栽烟前都要与公司签订合同，规定每户每年只能售卖的数量，若超过合同规定，公司不予收购。烟农一般将合同之外的烟叶卖给了烟贩。
“合同的签订，对农民来说就是，丰收了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烟，自己不能吃，又不能送亲戚；而欠收的时候，价格提高了，农民又没有可卖的。”邓涌说：“现在各县都有烤烟种植计划，按烟区分到不同的地方，而且必须连片规划；一旦规划了就要种，村委会就是租地也要雇人种，不种，公司就不给你烟水配套工程，不给你修路。”
禄丰县一个自然村的烟农证实了这一说法。他们说：“2007年4月下旬，由于村委会把合同数报多了，而他们的种植面积也不足，因此村里一块30亩的麦田被规划进了连片面积。为了保证全村同期完成烤烟生产预整地工作，烟草公司和乡上的工作组把大家快长熟的麦子全挖了。而实际上要麦子收完后10多天才会移栽烤烟，到那时老百姓割完麦子再请工来整地也来得及。”
“搞现代化也要看看是不是适应我们山区的现代化”
齐东是禄丰县某村的一名村小组长，2006年，他所在的乡被列入了云南省“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区”。他们村也由此获得了烟草公司和当地政府的资金、技术支持，完成了烟田建设、烟水配套工程、灌溉小水窖和现代电烤房等工程，烟农们还得到了生产所需的烟苗、农药、煤炭等补贴费用，村里的烤烟生产进入了现代化进程。
然而，烤烟生产的现代化进程本来是为了服务烟农，提高生产力，增加烟农收入的。但是两年来，村民们对现代化的抱怨和担心越来越多。齐东所在的村由于进入了县里的烟田规划面积，因此修了一条很直的灌溉沟渠。然而这个“看着很像样，方便领导视察”的沟渠，却给村民们增加了不少麻烦。
“许多人家的一丘田，变成了两丘甚至三丘、四丘。田改小了，没有补偿，为了大家的利益，也没什么话说。但到犁田的时候，就有麻烦了——不仅犁架来回往返，很累人，而且两丘之间隔着沟，牛跨不过去，没办法犁田才是最麻烦的。”齐东说：“更重要的是，公司只在纸上看地图，不去实地看有没有水源，规划不符合实际。其实，有些水源早就枯了。”
他说：“在我们村挖沟的时候，施工队为了工作方便，在沟的旁边推了一条路来运沙石料，这条路占了村民的麦田，过后也没有青苗费的补偿。我们投工、投劳参与建设的水窖，最后却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根本蓄不了水。”
在村民们看来，烤烟连片种植，虽然有一定的好处，但这一规划更多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被规划成连片的田地，就是不想栽烟也得栽了，闲着也不能栽其他的作物，不同作物间的病虫害会影响到烟叶的质量。”齐东说。
该村委会另一个自然村的村小组长李静宜也对烤烟生产的现代化有不解的地方。她说：“自从搞起了现代化规模生产后，烟就不能想种哪里就种哪里了，非得种在上面规定的地方，否则就拿不到交烟的合同，最后交不了烟。生产也不自由，上面叫你统一干什么就干什么，叫你今天之内盖好薄膜，就是请工也要盖好。像我这个当小组长的，又要催大家干，又要忙自己家的活儿，太累了。其实何必催着统一弄成一个样呢？不过是上面来检查工作时，样子好看一些。老百姓自己栽的烟，肯定不会让它晒死，就是不催也会弄的，毕竟那是关系到自家收入的大事。”
烟农们说，而最折腾人的，就是那12座看上去很气派的现代化烤烟房。“我们只用了一次就不敢再用了，因为70％的烤烟不是全毁了，就是卖不上价，最后大家只有重新用自家的小烤房。”齐东说：“你知道为什么吗？现代化的烤房是定时、恒温、用电的，而且不能停电，但在农村电力很难保障。另一个原因就是，要求进炉的烟叶厚度、品种、质量、重量基本一致，但这根本不可能，同一家人田地里种出的烟都有差异，不同人家就更有差异了，烘烤温度将就了一家，另一家就顾不上，怎么可能烤得好？”
“所以我认为，搞现代化，也要看看是不是适应我们山区的现代化。老百姓经不起折腾，现代化搞不好亏了本、赔了钱，谁又来补偿损失。”齐东说。
烟农与烟企利益两重天
烟农张华拿过一个水烟筒，美美地抽了一口，然后说：“这栽烟啊，真是件矛盾的事，每个烟盒上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但为什么又要农民种烟呢？”
记者问他：“你平时买什么烟抽？”
他说：“不买，抽水烟筒，都是自制的。一包烟用8钱烟叶，却要卖到几元甚至几十元；我们卖1公斤烟叶的钱，还不够买一包烟。如果再被烟站压价，就更没得赚了。”
通海县委一位曾经分管过经济工作的退休干部说，烟农的利益与烟草企业职工的福利相比，真是两重天。有的烟一条就卖2000多元，而这些钱是农民种一年都可能挣不到的。
他分析，由于烤烟收购价是根据烟草行业的赢利水平来定，如果遇上企业压力大的时候，他们就要在生产环节上采取措施，这个时候，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企业的利益，所以对烟农来说，有时丰收了价格反而低了。而且随着物价的上涨，不能说去年5000元今年还是5000元，就是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也要考虑到生活成本增加和劳动力的价格。其实在国外一些国家，农民种粮和种烟的平均利润是一样的，都是12％。
他说，虽然烤烟是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因为种烤烟，农民选择种其他蔬菜的自主权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比如，在江川县的一个村，一些田地较少的农户，为了增加收入，在烤烟地里套种了黄豆、红薯、小瓜、辣椒等作物，且长势良好。一位下乡调研的领导发现了这一“问题”，质问烤烟辅导员，有没有认真宣传烤烟不能套种的事情。烤烟辅导员说：“都交代了，广播里讲宣传单上讲，但老百姓的观念很难纠正过来，再说他们也有很实际的需求。”
这位领导就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该村烤烟套种问题严重也很快上了当地报纸。消息称，“各县区要引以为戒，查找存在的问题，确保烤烟质量”。这一消息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说：“我们感到，农民的意识和农村传统的耕作方式还达不到现代烤烟生产的要求，农村烤烟种植水平下降的趋势还需大力扭转，各级各部门要大力推广科技知识，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对此，通海县这位退休干部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过去在农村，最大矛盾是催粮派款，而现在，这些已经不存在了，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农村最大的矛盾。”他说：“对烟农来说，种烟有保障，种菜有风险。种烟因有国家政策保护，虽说有控制，但价格还算稳定，老百姓有一种预期的收益，知道自己种了多少烟，种到什么水平，可以有什么样的收入。但是，有时候种烟也是有风险的，比如种子风险，有时烟厂安排农民种实验品，这样产量就会减少或者卖不上价，农民也有想法。我们老批评农民落后，农民接受科技知识的水平低，但其实不是这样，是因为他们没有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没有机制来保护和承当他们的风险。”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感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本文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