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红军的“书剑人生”
进屋，简陋的陈设让人恍然回到上世纪80年代。和一般家里最为不同的是，这个小院的屋里，不论是客厅、书房、卧室，还是过道，全是书法作品。仔细一看，作品内容绝大多数是党的创新理论摘要。再看看书桌上、茶几上、沙发扶手上、床上那些《邓小平理论》、《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理论读本》、《十七大报告读本》等，以及当日各种报纸，你会感觉到，这个小院与时代是如此同步。
这个小院的主人叫杨德千，在他的屋里，有书报的地方总有一个放大镜，因为他已经94岁了。
杨德千，北京军区装备部干休所副军职离休干部，山西省清徐县人，1915年2月出生，1936年12月参加革命，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0月离休。他参加过百团大战、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1944年8月被晋绥军区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一天不学理论不行！”
4月20日上午，北京军区总医院老干部病房楼。护士长何冰娟轻轻推开病房门，只见杨德千左手拿着《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右手拿着放大镜，正躺在病床上费力地阅读。
“老首长，住院期间您要多休息，病好了再看书。”何护士长已记不清多少次这样劝他。
“我可以少吃一顿饭、少睡一会儿觉，但一天不学理论不行！”杨德千也不止一次地这样回答。对于理论的作用，他有切身的体会。
杨德千在太原第一中学求学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怀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满腔热忱，他报名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太原军政训练班“青年抗日决死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很快加入党组织，成长为一名干部。
1938年3月11日，担任新军决死二纵队四团三连指导员的杨德千，奉命带领部队前往山西中部执行破袭同蒲铁路、阻碍日军增兵山东台儿庄的任务。7天后，杨德千返回部队驻地时，发现在后方留守的连队司务长任凡发展了20多个老百姓当游击队员，并将连队的军服、留守病号的枪支发给他们使用。
“随便让人进革命队伍，还乱动枪支，这还了得？”连队许多人认为任凡违反党和军队的纪律，要求处分他。连队的处理意见很快上报到纵队。纵队司令员韩钧听说后，不仅没同意处分任凡，还对他的行为给予表扬，并说要想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必须放手发展一切抗日的力量，任凡的做法符合中央“积极壮大革命武装”的精神。
这件事使杨德千深刻认识到，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就把握不住革命的方向。从那一刻起，杨德千就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党的先进理论，做一名清醒坚定的革命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不少人对时局感到迷茫，杨德千所在纵队中出现了“速胜论”和“失败论”两种错误思想。为统一官兵思想，纵队领导决定组织全体官兵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当时全纵队只有1本《论持久战》。教导员借来书后，杨德千主动请缨，和另外几名有文化的战友将书分成几部分，点着油灯，趴在石头上，一直抄到天亮。在抄写过程中，杨德千深受书中思想光芒鼓舞，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景。他结合部队集中教育，主动向战友谈自己的学习体会，有力反驳了“速胜论”、“失败论”，连队官兵的急躁情绪、悲观情绪一扫而光，部队士气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
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行动是如此重要。从此，杨德千养成了自觉学习理论的习惯。从党的七大到十七大，他先后研读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理论书籍100多册，做理论学习笔记40多本，撰写心得体会40多万字。
“政治生命是本”
1982年10月，杨德千离休了，家人为他制订了出行旅游和养生计划，但被他一一否决。杨德千心里惦记的、手里拿的、床头放的，依旧是一本本理论书籍。
看到他每天伏案学习很辛苦，身边人员心疼他说：“杨老，你为革命工作了一辈子，现在离休了，应该好好享受，还这么劳神干吗！”有的老干部也不解地问：“你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上了，学理论还有啥用？”
杨德千坚定地说：“一个共产党员既有生理生命，又有政治生命，政治生命是本。老同志要保持活力，首先思想上不能生锈。老同志要跟上时代步伐，就必须加强政治学习，经常听听党的声音，始终紧贴党的创新理论。”他在理论学习上给自己提出了“三个天天有”：天天有个小目标、天天有个小希望、天天有点小进步。为加强学习，杨德千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订了多种报刊，购买了100多册涉及党在不同时期重大理论政策的书籍。
2006年8月某日，杨德千安装心脏起博器刚出院，得知干休所正在组织科学发展观学习，在家里坐了不到5分钟，就急着要去听课。工作人员劝他：“您身体还很虚弱，天又这么热，别去了。”杨德千坚持道：“今天的学习内容很重要，只要能动我就得参加学习。”大家拗不过他，扶他来到学习室。杨德千硬撑着听了不到半小时，就晕倒在椅子上。经过紧急抢救，杨德千苏醒过来，坚持说：“没事，我们继续听课吧。”在所领导和医护人员的百般劝说下，他才回家。第二天，他专门借来辅导光盘，和另外一名缺课的老同志一起看完了全部内容。
十七大召开前夕，杨德千腿部受伤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他坚持收看了十七大开幕式、闭幕式和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的实况直播。收看后还觉得不解渴，他便让工作人员找来一张小桌子放在病床上，腿上打着石膏，一边接受治疗，一边逐章逐段地学习报纸上刊登的十七大报告内容，每学完一章，就写一篇心得。住院一个月，他写了6篇学习体会。为记住报告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他自制了一本“口袋书”，把重要内容一一记在上面，用红笔标注清楚，不时拿出来翻看。
近年来，由于年事增高，杨德千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逐渐增多，但他仍然坚持每天学习5个小时以上。年老眼花，他就买来放大镜；听力下降，他就戴上助听器看新闻、听报告；生病住院耽误了听课，他就让工作人员借来材料朗读，病愈后及时补记笔记；为了克服记忆力衰退带来的不便，他还常和公务员、司机比着学、比着背，相互提问。逢年过节，杨德千家里都会来许多人，为避免过多干扰，他特意把节日学习计划张贴在醒目位置。
干休所政委张贤良告诉记者：“由于坚持学习，杨老思路清晰，对党的创新理论理解准确，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经常能脱口而出。”
“你上到什么时候，我就资助到什么时候”
2008年9月，杨德千收到一封来自华北科技学院的信：“敬爱的红军爷爷，我考上大学了。我们没有见过面，可您却用慈善的爱心，为我们源源不断地送来深切关怀和丝丝牵挂，不仅帮我这个山村姑娘圆了梦，而且谆谆教诲我如何做人。我会把您给予我的这份爱继续传下去，将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写信的女孩叫樊旭芳，山西省兴县山头村人。5月16日，记者在杨老家里见到了小樊。她告诉记者，当年她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因父亲身患重病，家里欠下几万元的债，面临失学的困境。当她听说杨德千多年捐助县里希望工程的消息时，抱着一线希望向他写信求助，杨德千很快给她寄去了500元，并回信鼓励她“安心上学，用功读书，你上到什么时候，我就资助到什么时候”。时至今日，杨老依然每年资助小樊1500元。
樊旭芳是杨德千资助的36名学生中的一个。1990年，国家启动希望工程，杨老找到北京青年教育资助基金会，选择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山西吕梁地区的贫困学生作为资助对象，并建立长期资助关系。在他的影响下，孙子和孙女也分别与两名小学生和初中生结成了帮学对子。
在资助失学学生中，杨老并不是给钱了事，而是把思想教育融入捐资助学之中，用党的创新理论潜移默化影响和造就下一代。每次捐款、写信前，杨老都要详细了解、认真分析受助学生的家庭环境、思想状况和个性特点，然后按照不同标准进行捐助，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激励。
1990年至今，杨德千共资助贫困学生10多万元，写鼓励信数百封。他家里存着一箱箱的学生来信，所有学生都不止一次在来信中提到，杨爷爷的经济资助让他们完成了学业，杨爷爷的开导让他们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