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没有房子、甚至连村长也没有的生活—
乌江渡口的呼声
1935年4月23日下午，红军长征跨过寡妇桥进入云南时，毛泽东在这里亲自指挥部队歼灭尾追之敌，带领红军向金沙江皎平渡前进。
今年4月，我重走二万五千里长征，沿红军长征路线采访，在贵州已转了一个多月。告别时，我和同行的宣传红军长征的志愿者祝贺等人，却都还在想着贵州瓮安县龙塘乡江界河村住在窝棚里的农民，我们就分别给几位家里备有蓄电池的村民打了手机，问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回答都说，还是老样子。
什么是老样子？是指5月3日我们看到的景象：半山腰上散落着上百间窝棚，200多名村民就住在里面。我们进门要躬身，窝棚四面透风，地上摆着锅碗瓢盆，拥挤得几乎不能转身。孩子们没有电视看，青年们没有任何活动场所。83岁的犹家宜老人说：“好几年了，都是这个样子，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夜里黑一片，白天愁不完，冬天棚里棚外都结冰，夏天同蚊子苍蝇一起住。”我问原来住的房子呢？她说：“县里领导带人给推倒了，推不倒的给烧了，连当年红军长征用过的渡船也弄没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们说：江界河名气大，现在要开发。
江界河是乌江的一个渡口。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突破乌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红军主力都是从这个渡口过的江。为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1985年1月1日,我徒步长征路到达渡口时，瓮安县领导和党史办同志向我介绍了江界河的周世昌、犹泽洪等人为红军撑船的情况。周世昌对我说：“先前没听说过红军，很害怕，想跑。后来见了，觉得红军同国民党兵不一样，讲话和气，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还给我们盐巴，那天下大雪，红军还脱了衣服披在我身上。大家就都争着跳进乌江，捞起了被敌人击沉的船。”他和犹泽洪等人都坚持了七天七夜，直至为红军渡完最后一个人。当时，我离开渡口时，老船工们希望我能呼吁一下，在这个渡口修一座桥。当天晚上，我就写了《江界河渡口过江难》的报道。文章见报后，中央和省有关部门，还有许多老红军先后向我了解情况，并派人到现场深入调研。24年后的2009年4月，我重走二万五千里长征，于5月3日到这里时，江界河大桥已耸立在乌江两岸的绝壁上，但离当年红军突破乌江的主要渡口江界河村有近10里远。而去江界河村的渡口，已很不容易，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烂泥路，勉强可以过一辆车，不能错车，要调头只能开到底。走路要用近一个小时，路边没有村庄。
岁月不饶人。当年为红军撑船的周世昌、犹泽洪等老船工都已逝去。犹泽洪临终前拉着女儿犹家秀的手说：“爸爸要走了，只给你留下几间房，还留两句话，共产党好，要永远跟党走，还有红军的渡船也老了，船板架在梁上，如果政府要就给，要让子孙后代都知道，江山得来不容易啊，后人要争气、要努力。”
我见到犹家秀时，问船板现在在哪里，她只是哭，只是自责，反复地说：“我对不起爸爸，也对不起红军，没有保护好。”村民们说：“那一天（指2007年3月31日）县领导带了40多个部门的人，用推土机推我们的房子，还用火烧，谁还顾得上船板啊。”有村民拿着被推倒和烧焦梁柱的房子照片给我们看。和我同行的、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祝遵航气愤地说：“这样对付老百姓，真不可思议。”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想找村长，都说没有。也许怕我们弄不明白，大家推举一位村民在我的记录本上写道：“6年来，地方政府不予（给）我们村选村长，瓦解了我们村的基层组织。”
要引资，要开发，为的是让百姓过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不搬迁呢？村民们争先恐后地说：“不是我们不听政府的话，是理不通，事不正啊。”据村民们介绍，要他们搬迁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要建构皮滩电站蓄水，怕滑坡；二是开发商要建江界河渡口旅游区和码头。村民们认为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这里是缓坡，祖辈从来没见过滑坡，即使今后可能会滑坡，但开发商建房、建码头都在村民现在的窝棚下边就不怕滑坡吗？还有，几年前被砍掉的1000多亩正在挂果的果树和庄稼，如今连一分钱补偿也没得到。村民们认为搬迁费没有按照党的政策办，有克扣，每人只给1．8万多元，这点钱怎么够到别处去买土地、种庄稼、建房子？再说建旅游区为什么非得把老百姓赶光，这里有土地、有水，完全可以生存，而且现在的窝棚都搭在水电站淹没的水位线以上很高的地方，为什么就不能建房呢？村民们指着窝棚坡下100多米的两顶书写着“救灾”两字的帐篷说，连那个地方也淹不着。国家明文规定：救灾帐篷不能挪做他用，支在那里做什么呢？村民说：不是救灾民，是有人守着，怕村民在窝棚地上建房。好几位青年对我们说：“其实我们和上几辈人一样，最听党和政府的话，直到今天也只有一个要求：希望领导搞开发，不要只听开发商的，只想自己有什么好处，也要认真听听群众的意见，想想老百姓的未来；问问自己是否真正贯彻了党的政策，光靠打着党和政府名义推墙、烧房、赶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5月4日，省里曾有人到长征路上来看望我们，我就反映了以上情况，希望能向有关部门转告：红军突破乌江已过去74年了，我们不该再让舍身家性命帮助过红军的后代们这样生活下去了。20多天过去了，多雨炎热的夏季也到了，我们听到村里的情况却还是老样子，我们心里很急。接手机的村民却安慰我们说：“没有电、没有电视、没有学校、没有房住、连村长也没有的日子，我们已过了好多年了，再等吧，总会有领导来关心我们的。”
罗开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常务副总编辑。1985年开始重走长征路，历时368天。他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继红军之后第一个走完长征全程的记者。2009年3月底，67岁的罗开富办完退休手续后，再次踏上了二万五千里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