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大放小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起因并非全都十分重大，一开始往往并未引发网民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之所以迅速发酵扩散，与有关部门坐失解决问题的第一时间大有关系。事实上，当同类事情再现后，有些地方积极介入解释、调解、处理，较好地避免事态恶化。同样性质的事情，结果却有泾渭之别，左右这种结果走向的则是网络声势。
比如，当温州公款出国旅游的帖子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来后，当地第一时间发布的信息，并没真正体现公开公正，不但不利于问题化解，反而加深了网民对遮掩的不满。而当江西新余市同类事件披露后，当地有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在查实真相后，立即对当事人作出了处理。两相对比，网民的关注热情很自然地朝温州方向涌聚。尽管后来当地还是作出了严肃处理，但这种迟到的问责，显然难以挽回先前因遮掩而损害的公信力。
从时间上看，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要把握好第一时机，但为什么一些地方总会错过这一宝贵时机呢？
尽管网络早已走进公众生活，但在有些地方有些领导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网络监督这一概念。同样是监督，他们更重视纸媒。纸媒区别于网络的是，纸媒往往代表一级权力，网络显然缺乏这种权力属性。这种不重视也不仅仅表现在他们对网络舆论缺乏积极回应，还表现在各地政府网站屡见不鲜的休眠现象。
当然，如果仅仅以不够重视，显然不足以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之所以会在短时间迅速发酵，根本原因还在于潜藏于官场中的“抓大放小”的执政情结。问题总归要解决，那些原本较小的问题如果被忽视乃至搪塞，往往会“长”成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大问题。也正因为抓大放小的官场顽症，久而久之，社会上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觉得只有把事情闹大引起更多关注，才可能尽快得到公正解决。广州市海珠大桥50天出现12起“跳桥秀”，就是这样的一个“怪胎”。
在抓大放小的灰色官场文化下，领导干部往往更注重那些大事。从理论上讲，这不一定错，毕竟领导不可能事无巨细都亲自办理。但是，如果回到依法依规的层面上，责任单位和部门显然难辞其咎，因为他们工作的准绳只有一条，即法规。尤其是，当责任单位的处理方式明显偏离公众常识时，领导显然不能等闲视之。换句话说，不能总是等到把小问题“培养”成大问题后，才予以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