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并非摆几个箱子那么简单
这是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首都最早实行垃圾分类的示范社区之一。
从1996年开始，小区里多了一些垃圾桶。这些垃圾桶三个一组，分别容纳着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这边分开，那边又混起来，这事儿挺费工。”李大爷私下嘟囔。
尽管如此，李大爷和他的邻居们还在坚持。而在另两个垃圾分类示范社区，北京市宣武区的建功南里和椿树园，大部分居民已经渐渐习惯不再做垃圾分类这种“无用功”。
由于垃圾分类回收量的不足，每天，大量各类垃圾被一起送去了城郊的处理厂。在其中最大的朝阳区高安屯处理厂旁边，居民赵蕾每天都被恶臭熏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这个设计能力为1200吨的处理厂，每天接收的垃圾超过了4700吨。由于超负荷运转，大量垃圾无法填埋，只能暴露在空气中，逐渐腐败，散发出浓烈的臭味。几年来，周围居民抗议活动不断。在几十公里外的海淀区，200多名居民也在一个月前，因为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臭气而“堵门抗议”。
现在，超出北京处理能力的垃圾，一天就有8000吨，垃圾过量的问题，正不断威胁着高速发展的北京城。而设想中的“分类减量”，从1996年首次提倡垃圾分类至今，一路跌跌撞撞，起效甚微。
垃圾的两段路
13年前的提倡至今不见起色，垃圾分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跟市民有关的，是把垃圾丢进垃圾桶这一段。根据北京市管委2008年发布的数据，全市垃圾分类收集率已达52％。但在遍布大街小巷的分类垃圾桶里，随手掀开一个就能看到，在“可回收物”的桶里，吃剩的食品和饮料瓶、废纸等混杂着躺在一起。
在广州，由于真正做到垃圾分类的市民少之又少，分类垃圾桶常年形同虚设，现在，蓝色的单一垃圾桶又悄悄回到了广州街头。北京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大部分地方有分类条件，市民却始终缺乏分类意识。
对于这一点，在2009年北京市政协会议中，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李赞东委员认为，市民们都赞同垃圾分类，却很少有人真正去做，“原因是大家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分”。
接下来，垃圾被倒出垃圾桶，经历了环卫车、清洁站、中转站，最后被送往处理厂。这一段路，比起前面，要复杂得多。
在大乘巷，保洁员李师傅是领着垃圾“踏上第二段路”的人。
说到垃圾分类，李师傅一直觉得自己做得挺好。他每天来小区收三次垃圾，每次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垃圾桶里可回收的东西拣出来放在一边，等到周一上午运走。至于剩下的两类垃圾，则被一起扔进了他的环卫车，送去清洁站。
李师傅把垃圾送去的中华路清洁站，是小区周边唯一一个密闭式清洁站。在这里，来自大乘巷的垃圾与其他社区没有分类的垃圾彻底混在一起，最后被大型清运车送到京郊的转运站。
在转运站，这些分了类又被混合起来的垃圾，会通过机械筛选被第二次分开，但效果无法保证。
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楼垃圾转运站，负责接收宣武区、丰台区和大兴区的垃圾。在这里，混合垃圾会通过一个巨大的“筛子”。直径小于6厘米的垃圾，在理论上含有有机质最多，会通过筛孔，被送往堆肥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梅雪芹曾就这一筛选过程展开调查，在被送往堆肥场的垃圾中，他看到了饮料罐、包装纸、酸奶杯、罐头、药品、乒乓球、玩具，还有大量的一次性筷子。在报告中他记录道：“这些混杂的垃圾说明了马家楼机械分选的不完全……可以说，在缺乏源头分类的情况下，堆肥原料要经过一次又一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能源的分选过程才能得到。”
梅雪芹大概没想到，即使在源头实现了分类，情况却依然没有好转。在运输途中，环卫车、清洁站和清运车缺乏对垃圾的分类对接渠道，整个的垃圾分类链条也因为这些渠道的缺失，而从中断开了。
这样的缺失，不仅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弥补，对本来就难以开展的社区垃圾分类活动，更是巨大的打击。
7年前，在朝阳区的柳芳小区，居民们发现自己分好类的垃圾又被混合运走，于是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分类工作自此中断。
但从垃圾运输部门的角度，如果大部分社区没有实现垃圾分类，引入不同类型的环卫车，建设不同类型的清洁站，也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垃圾的这两段路，源头分类的不足使运输阶段难以设置分类对接渠道，而分类对接渠道的缺乏又反过来让居民垃圾分类的热情消耗殆尽。
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垃圾分类的推进难免步履维艰。
向国外学习什么
既然国内的实践困难重重，一些组织开始尝试从国外的成果中吸取经验。但如何学，学什么，却仍然是个问题。
在2009年4月举行的“环境讲堂”上，中国环境科学院固废污控研究所所长王琪提出，垃圾回收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不可推行“拿来主义”。
“西方发达国家是按照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顺序发展的，而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则是同时进行的。”王琪解释说，“所以我们简单把国外的一些方法或者一些模式拿到中国来，往往行不通。”
2008年，广东省博罗县引进一种先进的技术，在经历了两年的建设和6个月的磨合后，建起了一座综合垃圾处理厂。在这里，混合的生活垃圾被做了细致的分类：磁性金属直接出售，有机物发酵生成沼气用于发电，沼渣制成肥料，塑胶炼成柴油，无机物直接填埋或制成环保砖。
这样近乎完美的处理，收效却非常有限。处理厂投入使用后，马上归于沉寂，而博罗县的垃圾仍然大多被送往填埋处理。“因为他们没有衡量经济的可行性。”清华大学聂永丰教授表示。他认为，这种过于追求资源利用最大化的行为，“即使在技术上可以实现，在经济上也是行不通的。”
另一个从国外“拿来”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则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在“十一五”期间，北京将投资73亿元人民币，学习国外经验，将垃圾焚烧处理的比例由2％提高到40％。
焚烧的好处是，可以减小垃圾的体积，产生的热量可用来发电，并且相比于填埋和堆肥，可见的污染要小得多。但同时，焚烧产生的飞灰对空气的污染，以及燃烧不完全所产生的致癌物质二刲英，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焚烧技术在国外确实推行得比较广泛，在日本，垃圾焚烧处理的比例甚至达到了80％。“但是，这并不代表北京也适合这样的处理方法。”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的侯非说。他认为，由于饮食习惯不同，日本的垃圾很干，而中国的垃圾总是湿湿的，烧起来会严重影响环境。“当然，源头上的减量分类还是最好的办法。”
除了饮食特色造成的差异，另一个显著的“中国特色”——“拾荒者”群体，也直接影响着垃圾处理相关产业的结构和发展。
在美国，以“回收银行”为代表的垃圾回收公司已渐渐踏上盈利的轨道。而在中国，产业化的步伐仍然异常缓慢。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介绍说，这是由于垃圾中回收价格较高的饮料瓶等大多已经被拾荒者拾走，剩下的垃圾，价值相对较低，难以发挥利益链条的带动作用。
在垃圾分类的领域，从现有经验来看，无论是技术体系、处理方法，还是产业的赢利模式，要学习就要结合中国实际的国情来展开尝试。对此，徐海云描述得更加简练：“我们向国外学习的，不应当是他们的形式，而应当是实质。”
现实点，再现实点
对于这种“实质”的理解，不同的组织也不相同。
张伯驹所在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正在筹划着，做一些“更为现实”的垃圾分类。在这种模式下，社区垃圾分为哪几类，是由居民通过协商讨论，按照自己的投掷、回收习惯来制定的。“这样更能保证分类的效果。”他说。
不过，这种协商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垃圾的“干湿分离”。
“现在一些小区的分类垃圾，可以分成六个桶，塑料就分三种，纸也按照瓦楞纸、卡纸、报纸分为好几种，大家根本记不住。而且送到回收站，这些纸都是一样的。”张伯驹说。
他的逻辑是，既然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回收和减量，分类的标准就应该在配合目的的情况下，尽量简化。这样，居民才能记住，才能进一步在实际的生活中身体力行。而“干湿分开”就是一个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标准。
对于“干”的部分，这种分类能够保证更大程度的资源回收。比如，一张废纸可以卖给废品站，但如果泡过菜汤，就不行了。无论是居民自己还是环卫人员，包括拾荒者，干湿分离的垃圾对于分拣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都会更加容易。
而“湿”的部分，则可以作为餐厨类垃圾集中处理。“当然，还需要在转运过程中增加对不同类型垃圾的接口。”张伯驹说。
而在4月1日，北京市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有关问题的建议案》，向市委提出建议，用经济手段促进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的建设。
市政协委员钟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垃圾分类不是只摆个箱子就能解决的，政府应在垃圾分类上加大投入，这种投入包括政策引导、技术研究、运输体系的完善，更应在经济上进行投入，比如以政府购买的形式促进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并增加补贴力度，支持垃圾分类企业、回收企业的发展。”
这和张伯驹的想法相近了。在采访中，张说，环保组织能做的，都是“小区里”的尝试：“在小区内，我们可以通过培养居民的环保意识来推动垃圾分类，出了小区，就要靠市政部门和垃圾处理市场上的其他单位，来把整个垃圾处理的链条给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