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一度成为历史的弃儿
在云南，没有人比戈叔亚更熟悉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为了这段被忽略的历史，这位民间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锲而不舍地找寻着那些与他隔着几十年时光的老兵。
这是一段孤独的找寻，孤独得令人内心寒冷。
5万士兵非战斗死亡的这场战争鲜为人知
; 1985年夏，戈叔亚前往滇西寻找一种野生植物。学历史的他发现，自己对一场发生在家门口的战争竟一无所知：在滇西的城镇和野山密林中，他看见“县城里长满青苔的钢筋水泥碉堡，市场上当地人在叫卖日本枪用刺刀和美军大衣上的铜纽扣等战争遗物……放牛娃肩上挂着日本军用饭盒以及山头上那一条条密似蛛网的野战坑道……”
从那时起，他和朋友开始找寻曾经有数十万人参加，但却丢失了40年的一场战争——滇西抗战。
“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内地没有任何媒介记载或报道过此事。我们通过朋友私下采访一些在政协、黄埔军校同学会等机构里的国民党老人，查阅当年的旧报纸杂志和外文资料，与海外的中国、日本、美国老兵以及老兵组织联系，然后将所获资料、采访记录进行整理、对比和更正，再带着军用地图、指北针、录音机、照相机以及准备好的问题实地考察并收集未经证实的民间传说等。”戈叔亚回忆说。多年后，滇西抗战的始末轮廓渐显。
戈叔亚走访的远征军老兵达七八十人。他希望能从老人的口述中还原当年战争的各种细节，但是他发现，每次采访，老人们讲述惨败回国途中的故事要比入缅作战的多得多。
2003年的某一天，戈叔亚再次登门拜访老兵漆云鹏。漆云鹏是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第二八八团副团长，湖南人，退休前曾是昆明五华钢窗厂工会主席。他个头不高但很健壮，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风纪扣扣得好好的，给戈叔亚讲述时总是简明扼要，如同在地图前给部下布置作战任务。然而这一次，老人已重病躺卧在满是排泄物的床上，不能说话，戈叔亚刚说出“野人山”三个字，老人竟号啕大哭起来。
多年以后，戈叔亚在他的文章“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中这样写到：“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惨败是中国抗战历史、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最黑暗的一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至今没有很好的记录，国人对此了解非常零碎”；“野人山，那仅仅是撤退的一条路线。据我所采访的老兵回忆，也根据战后中美日资料，远征军撤退的路线至少有5条。在这5条路线上，共有将近5万士兵非战斗死亡，是战斗牺牲的5倍”。
他在文中记录了一位老兵的话：“在缅甸撤退时，雨点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没完没了。40多年了，这个声音就像耳鸣一样，从来就没有从我的耳朵里消失，哪怕一天也好！半夜常常因为触摸到死去战友的尸体而惊叫起来，结果醒来看到的却是睡在旁边的老伴……”
早上看到自己睡在一排排死人中间
戈叔亚说：“无论是工作、走路、吃饭、甚至睡觉做梦，脑海里都被那些老人哭诉的故事塞得满满的。”
已故的邹德安老人是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江苏常熟人，抗战胜利后住在昆明顺成街一所非常简陋的阁楼上。戈叔亚说邹德安是他所看到的老兵中最英俊潇洒的一位，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银发，加一副宽边眼镜显得非常儒雅，1．8米以上的个头，任何时候都穿着笔挺的毛料子中山服装。戈叔亚采访他不下20次，每次他都是在做毛料子的中山装，他说在劳改队里面他被分到裁缝组，“给首长做衣服”。
他告诉戈叔亚：“有时半夜爬到路边窝棚睡觉，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睡在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死人中间。在跨过一个一个尸体时，看到是自己认识的人，有时也找一些树叶把他们的脸遮挡起来。我最好的朋友谢竹亭参谋就是这样，靠着大树就‘睡’过去了。还有军绘图员，广西人，军校毕业。家里很有钱，一路上，他把从小吃过的好东西一五一十讲了不知道多少遍。结果他就躺在那里，手上抓着一把草。脚上的皮鞋也被人脱了。再往后，队伍里面就出现自杀的人，开始是把枪口放到下巴下面，用大脚趾头扣动步枪的扳机……这是部队崩溃的前兆。后来是上吊死的，因为枪都扔了。尸体挂在树上随风飘动，很可怕。”
老兵王鉴曾在第五军部队当后勤参谋，后来被指定派往200师负责粮秣。他告诉戈叔亚：“撤退时，我一直跟着200师，跟着他们跑，跟着他们爬。”“和队伍走散后，我提着子弹早就打光的大喇叭手枪在森林里一个人到处乱窜，身上仅仅带着指北针，几包饼干和一些本地货币卢比。部队反复告诫士兵，失散后千万不要冒失地直接回国，要往北走到野人山去，在那里可以找到部队。”“有一次我用手枪打猴子，结果招引来了成千上万只猴子向我们发动攻击，最后把死去的它们的伙伴的尸体也抢走了。飞机在上空嗡嗡地叫，就是看不见，空投的物资挂在很高的树上，还没等你爬上去，就被猴子抢去了。我跟了五伙人，前面四伙都死了。”
原中国第69兵站医院院长、上校高生厚清晰地记得，他所在的医院驻扎在滇西瓦窑，是云南片马、福贡通往缅甸的必经之地，因此当年从这里败退的96师和200师以及其他部队的散兵游勇都被这所医院收容。
高老先生对戈叔亚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悲惨的士兵：“每一个人都同时患有多种疾病。他们都是从野人山、江心坡、片马等地，渡过怒江后逃回来的。他们有些在缅甸山上断粮呆了两个多月了，蓬头垢面衣裳褴褛，头发和胡子连成一片。尽管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吃过粮食了，但是一开始仍然不能给他们放开吃，因为他们的胃已经严重萎缩，刚刚过来的许多士兵都是胀死的。由于控制饮食，他们每天时时刻刻都想一切方法来寻找食物，一群一群在田地里抓田鼠吃。抓到田鼠马上就活生生地塞到嘴里咽下去，嘴边仅仅留下几根鼠毛，稍微动作慢一点儿就会被别人抢去！”
他拒绝让人拍艰难度日的照片，说有损军人形象
上世纪80年代，一名台湾人找到戈叔亚，希望戈叔亚能够帮他在昆明寻找到一批远征军老兵，他要给他们每人每月提供200元的生活费。戈叔亚首先想到了由国彬。
在戈叔亚采访的人中，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农民由国彬是一个最让他钦佩的老人。
由国彬曾是第66军新28师师部少尉参谋，糊里糊涂和大批散兵一同沿路逃回来的由国彬，已经是一个有严重残疾的人：他在守江防时，在怒江对岸的一个叫做红木树的地方和日本人遭遇，一枚日本人的枪榴弹在他眼前爆炸，他失去了右眼和几个手指头。战后的由国彬被老伴和儿子赶出了家门，靠着剩下的几个伤指在县城帮人修理自行车艰难度日。
为了帮助这位老人，戈叔亚给他在昆明找了几家单位，希望能为老人提供守大门的工作，但这些单位都因为老人的身份而拒绝了他。无奈之下，戈叔亚只有把这个遗憾的结果告诉了老人，没想到，这位70多岁的老人竟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戈叔亚带着有人愿意接济他的消息兴冲冲地去找他时，却获悉老人已经去世。
而更令他遗憾的是，他根据几经周折拿到的名单再去寻找那些老兵时，他们已经没有一个人活在世上了。其中包括老兵崔继圣。
崔继圣曾是负责主攻松山主峰的第八军荣一师三团代理副团长，戈叔亚找到他时，他靠在学校门口卖瓜子维生。戈叔亚想拍一些老人卖瓜子艰难度日的照片，希望有人能帮助他，但却被老人严肃地拒绝了，他说这有损他的军人形象。过了一段时间戈叔亚再去找他时，崔的女儿告诉他，父亲已去世：“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问过他，你是第一个，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你。”
纪念章被老兵视为一生最珍贵的荣誉
今年2月25日，戈叔亚在他的博客里向网友公布了一条消息：“我要去看望没有回家的士兵”，他要去的地方是缅北和印度。
在缅甸，有3个中国师——50师、30师和14师的墓地，这些墓地都被缅甸人彻底捣毁了。印度有两个埋葬着中国军人的墓地。
在缅甸密支那老兵李广钿的家里，戈叔亚看见了一个用镜框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转交给他的。纪念章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题写章名。留在缅甸的老兵每人都得到了这样一枚纪念章。它被老兵们视为一生中最珍贵的荣誉。
“这些为抗战而流落到国外的老兵，曾一度成为历史的弃儿，一生凄凉。在国外备受欺辱，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生活完全靠自己。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得到国家的承认，给他们一个证书和一枚勋章，说他们抗战过。”戈叔亚说。
在云南龙陵松山，戈叔亚曾发誓要找到在这里阵亡的将士的全部名单，将他们的英名整齐排列地供奉起来，像战后日本人对待同时在这里阵亡的1300名官兵一样。
他说：“我一直在想，我们不仅要记住中国人的胜利，也要记住我们的失败；要记住我们的辉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悲哀；要记住那些取得了胜利的英雄，也要记住那些打了败仗就这样死去的士兵，他们也是我们的英雄。”
“60多年时间足以揭开伤疤而不觉得疼痛，说说那些悲壮的故事，其实是对这场战争最好的纪念。”戈叔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