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那个倒立在天花板上跳舞的人
我很怀疑，文章所说的“真正的道德信仰者”，便是人们传说当中的圣人或神了，反正非人。因为作为一个常人，总是难免有一些利益计较，左右权衡，趋利避害的。这大概正是斯密所称的“理性经济人”特质。基于自由经济对道德的影响，近年来人们强调在斯密的有关利己的《国富论》之外，其实还有一本有关利他的《道德情操论》。但这种强调并不能否认，《道德情操论》的美好之外，仍然有《国富论》的本能在。
道德不可能以反人性的方式获得普及。若说“真正的道德信仰者”不会过分将回报放到眼中，是一种自在的行为选择，但这并不表明，道德必须与回报天然对立。道德并不排斥回报，一个社会恰恰是在一些美德与善行的付出或回报中获得进步的。当然，不求回报未尝不是一种自在的行为选择，并不有悖人性。但是，当道德行为的实施可能带来非理性后果，甚至给自己带来伤害之时，就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正当回报的问题了。这个时候还要求“不因别人的行为和外在的环境而改变”，若非反人性者，那就必然是被打了左脸还要将右脸送上去的圣人。
我并不准备对一切圣人表示亵渎，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古语总是拂之难去；我也愿意相信世上有一种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是我更深信张远山先生在《反道德的道德高标》一文中所写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道德高标，使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彻底的滑坡，几乎滑到了中华民族最近两千年历史中的最低点，以至在这一口号停止使用的20年之后，还无法恢复到文明社会的正常水平。他深刻地指出，道德的目的并不是要任何人去做损己利人的重大牺牲，而是乐于做无损于己但却有利于人的好事。
道德并非不需要前提。“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正是道德的前提与结果。同时，康德也说过，道德的前提是人有自由意志。因此，人们有权从一些现实的体验中获得对道德的思考与解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重大的社会丑闻将对社会道德构成威胁”的原因。同时也意味着，当一个社会整体道德处于下行之际，我们要做的似乎不应是要求人们去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德信仰者”，以挽救道德之溃败。在道德形成机制中，总是先有社会层面的塌陷，才会有道德的礼崩乐坏。若总是不肯从社会着眼着力，那么道德的叫嚣终究底气不足。
曾经有人感叹，“古代中国人，是一个倒立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奇怪民族。”那么今天，谁还在执意成为这样的人？无视社会层面的溃败，却片面且过度提倡“真正道德信仰”，终究只能使道德变成为一只大棒，在一顿乱舞中制造一种杀气腾腾的非理性时代场景。让道德成为一种自觉，成为一种“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而不是胁迫与绑架。否则，我们只会失去对人之为人的基本常识，失去对道德形成机制的基本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