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不想做坏事，管它实不实名？
很多中国人都有手机，手机实名制要涉及很多人，这自然引起了舆论热议。前一段时间，杭州的网络实名制曾激起网众一边倒的反对。因为实名制添加了公民的义务，所以，诸领域的实名制总会激起公众的本能反感。看到关于手机实名制的新闻时，我习惯性地认为网上对此肯定是一片反对之声。可浏览网络留言却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网友罕见地对手机实名制表示了支持。有人说，快被每天的信骚扰逼疯了，跪求国务院快通过。有人说，强烈呼吁尽快实施实名制，让骗子无处隐身。全国人民被“信骚扰”和“信诈骗”祸害到什么程度，由对实名制的反常支持可见一斑——对骚扰和诈骗的痛恨，远大于对自由和隐私的需求。
众多力挺实名制的留言中，一个网友说得挺有意思：只要你不想做坏事，管它实名不实名——以自由之名反对任何类似网络实名之类的管制，这是网友在对待网络实名制上走的极端。而这个留言让我感觉到，可能网友在对待手机实名制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责任之名毫无警惕、毫无条件地接受了手机实名制。因为过分痛恨信骚扰，而实名制又是为了治理信骚扰，我们对实名制隐含的公权对公民私域的侵害，丧失了应有的警惕。
只要你不想做坏事，管他实名不实名——听起来很有道理，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教化和训导：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又没有做坏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心虚的人才害怕见阳光——这其实是一种“向别人强加义务”的道德修辞，或是一种论辩技巧上的激将法。实际上对这种诘问可以反问：无论我有没有做亏心事，你凭什么敲我门？无论我做了什么事，我有让人看见、暴露在阳光下的义务吗？
一个人不仅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坏事，很多不好不坏的事，他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比如，手机通话的内容——与女朋友聊天，向上司汇报工作，与朋友闲谈等等——他有权守卫这些个人信息，这种权利在法律中有明文规定，那就是隐私权。所谓隐私，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有意隐起信息的合理期待。所以，实不实名并非仅与“做没做坏事”相关，它密切关系到一个人的隐私。我虽然没有做坏事，但基于隐私的需求，我同样可以反对实名。不仅做了亏心事的人才拒绝阳光，隐私的需求，同样是拒绝阳光的理由。
一个笑话说，一个人无缘无故被警察抓起来，他质问警察，我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警察反问，如果你没有做坏事，警察怎么会找上你——“只要你不想做坏事，管它实名不实名”的表达，与这种荒谬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正像预设“警察抓人”是正当的一样，这是把“实名”预设为一种可以无条件课加在公民身上的义务。其实不是这样，从自然权利来讲，实名并不是天然的，匿名才是常态——也就是说，向公民添加实名义务时，是需要论证和尊重民主的，而非不证自明。令人担心的是，“不做坏事不怕实名”经常成为一些公共部门实施某种管制的借口。
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部门应尽力避免对公民提出“实名”的义务。确实，一个坦荡、守法的公民，是不害怕做某事时留下自己的实名信息的。不过，“实名”虽非什么麻烦事儿，但过多的“实名”容易给人带来被窥视的不安感，和隐私无保障的焦虑感。随着社会开放度的不断扩展，公民应该拥有匿名做大多数事而不被人“窥视”的自由，动辄要求“实名”则破坏了公民的这种自由感觉。
当然，隐私权并不是一种绝对权利，它要受到公共秩序的约束，为了公益有时得让渡这种权利。在信骚扰和信欺诈泛滥成灾的当下，我也支持手机实名制，但并非没有条件，起码应该在保障隐私权上给公民吃一颗定心丸，也要解决运营商监守自盗的问题（很多时候运营商本身就是垃圾短信的源头），还有保障公民的通讯自由。这是实施手机实名制的制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