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记录”的伦理困境
若只有喧嚣的怀疑和问责声，只有忙不迭的表态、承诺和慰问，我们将无法感受一场灾祸最直接的力量。那种力量由惊恐、茫然和惨烈的伤痛组成，并能最有效地触及我们的灵魂深处。这种力量来自现场。
这3段视频，恰好向人们呈现了这种现场。尽管也许并不完整和全面，当然，更谈不上专业。第一段只有10秒，第二段2分16秒，第三段则长达5分58秒。身处不同位置的人，用不同的摄像工具，有意或无意地拍下了现场，并在网上流传。
随后，浓烟、哀号和扑面而来的巨大悲剧感，击中了看过视频的人们。并不发生在身边的惨祸，一下子真实起来。这是任何事后的还原和解读无法做到的。
迄今所知，这3段视频的拍摄者都不是记者。事发之时，他们因为各种我们并不知晓的原因在现场，目睹了这一过程。他们手里有手机、数码相机或者摄像机，并对着现场，打开镜头。
这一举动，使许多人得以直观地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同时，这一举动也意味着，拍摄者放弃了参与对受难者的救助。因此，这些视频和它们的拍摄者，正陷入争论的漩涡。
大概少有人意识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将不得不面临同样的选择。
随着电子时代的进步，拍摄等记录方式，已不再是记者和专业人员的特权。大多数普通人身上，都能找到可以摄像的手机和数码产品。与此同时，灾难时常发生，我们常有机会身处现场。
英国伦敦地铁爆炸事件的手机照片、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私人视频，无不是这种私人记录在灾难发生时的优秀之作。它们在灾难无可逃避的前提下，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一个“公民记录”的时代已经来临，并将为我们更好地了解生活作出贡献。然而一道难题也伴随而至：面对灾难，我们将怎么选择？是立即奔向前尽绵薄之力抢救，还是在一段距离之外拿起手机等工具，为其他人传递信息？
且慢，不要以为这是个不需要思考就能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同样的伦理困境，存在于新闻界已逾百年。在这个以记录事实为最高追求的团体里，许多人都困惑不已，对于正在发生的苦难，是应该恪守职业道德，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还是应该遵从基本的人的道德，扔下机器，参与拯救苦难？
要知道，很多时候，拍摄苦难本身能使人们获得对抗苦难的信心和勇气。正如同记录灾难能使人们感受对灾难的痛恨和对同类的爱心。这样说来，记录和参与，是一个难以两全的选择。
在新闻界，众所周知的事例是，因为拍摄《幼女与秃鹰》，一名记者受到谴责和自责的重压，最终自杀。尽管人们相信，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可以找到平衡，但事实是，这个平衡，至今无人找到。
现在，每一个人都成了记录者。面对6月5日那辆燃烧的公交车，人们在施救和旁观之间，有了第三种选择。
从而，以往只存在于记者身上的道德冲突，将被加诸更多人。正如其中一个视频的拍摄者那样，被许多人质疑：为什么宁肯站在远处拍摄，也不肯抄起身边的铁锤，去砸碎玻璃，救一个正被大火吞噬的生命？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能判断，砸碎玻璃是否能救出一个人；也没有人能评判，这段被仓促拍下来的视频，有多大价值。它成为这场灾祸为数不多的现场影像之一，将可以在很长时间内，让很多人感到震撼和痛苦。它将让人们从灾祸中收获更多的教训。
所以，是不是该拍摄，真那么容易回答吗？恐怕未必。救助必定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有那么一两个人选择打开摄像机，我们该如何评判？
我们很难一下子给出答案，而只能任由这个疑惑，在心里盘绕。
既然“公民记录”的时代已经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将加入对新闻的私人记录，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得不思考这个困境。它涉及太广泛的伦理争论，以至于，这篇文章在结尾也无法给出答案，而只能期待引人思考。
这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这将是一个日益普遍的困境。它应该得到广泛讨论，因为这关乎人们心里一些最珍贵的东西：爱、真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