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大代表逃跑看“逮捕必要性”的完善
梅州市检方不对石育清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理由有几点：一、他是人大代表；二、不抓人是希望能对此案进行调解；三、最重要的是他不会逃跑、不会串供、不会危害社会。“公安部门对他（石育清）进行半年多的侦查，他都没有跑过，要跑早就跑了。”检方还说，“不逮捕不等于放纵，我们建议公安机关进行直诉，公安机关将直诉材料移交到我们检察院，我们再起诉到法院。检察机关对石育清不采取强制措施，让法院去判决。”
如果能排除人情或者其他法外因素，我个人认为，梅州市检方不逮捕的理由并非不能说通。逮捕只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只是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一种手段，不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并不等于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且，鉴于逮捕是对未定罪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涉及剥夺其人身自由，各国对于实行逮捕、羁押之类的强制措施都很慎重。在西方国家，对于类似我国“逮捕”的强制措施——羁押的适用率通常在40％左右，这远远低于我国的标准——2007年全国刑事案件的逮捕率是90.2％，之前的3年分别是91.6％、90.5％、89.2％。近些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强调应当降低逮捕率，对于“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不宜逮捕。因此，不能因为事后出现犯罪嫌疑人逃跑的事件，就认定当初梅州市检方的做法是错误的。
梅州市检方的做法之所以会引起争议，除了人情等法外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律在“逮捕必要性”以及其他相关监管措施方面的不完善、不到位。目前，法律对于是“逮捕必要性”的表述，仅仅见于《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寥寥数语，根本无从分辨现实中千差万别的情形，对于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不但民众争议很大，检察机关自身也难以把握。比如，对于石育清，检方认为没有“逮捕必要”，而公安机关和其他人士认为他有“逮捕必要”。没有统一的标准，就容易给检察机关“选择性执法”留下空当并引发公众的质疑。
而且，对于不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监管措施也很不到位。西方国家逮捕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未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监管比较到位，各种信息共享，犯罪嫌疑人想逃跑比较难。我们国家虽然有取保候审的制度，但这种制度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约束无力，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借机逃跑。而法律对于逃跑者的处罚比较宽松，被抓捕后，并不会受到从重或者加重的处罚。
所以，在犯罪嫌疑人石育清逃跑一事中，更应当看到与逮捕相关的制度应该完善。我们有必要明确“无逮捕必要”的标准，加强对“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的监管，对逃跑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加大处罚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