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中国的新名片
6月10日，刚刚当选的19位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学生执行主席把手拉在一起，庆祝校媒联盟全国学生媒体联谊会主席团成立。他们是从全国高校推荐的优秀校媒负责人中推举产生的。
季彬摄
6月11日下午，中国校园文化传播论坛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
主席台上，既有从事媒体研究多年的专家，也有锐气十足、初出茅庐的学生记者；既有常在大众媒体上亮相的学者，也有默默在高校媒体里耕耘的编辑。
140余所高校的500多家校园媒体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培养校园传播的骨干力量，建设校园传媒，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最不受欢迎的网站竟是校园网”
“在座的有谁知道，在各级各类网站中，最不受欢迎的网站是什么？”论坛主持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抛出问题后，台下参会者的回答五花八门：“政府网站”、“商业网站”……
“都答错了，是校园网！”王旭明的答案，让在座的校媒师生觉得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王旭明介绍，一份由大学生自己完成的调查显示，最不受欢迎的网站类型是高校的网站。“这值得我们思考，在互联网时代的校园网，应该秉承一个怎样的理念？”
论坛上，中央电台网络发展部主任、新媒体研究专家栾轶玫开门见山：“校园网的一大重要功能就是要满足学生成长诉求。”
栾轶玫举例，学生会有学习方面的需求，如果网站能够给他提供一些工具性支撑的话，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学生成长中有发展社会关系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社交网站在学生中非常流行，比如在豆瓣网上，你只要喜欢读一本书，或者喜欢看一部电影，马上就能找到很多同好者聚集在你身边。
一个故事让栾轶玫记忆深刻：“有一位学生曾经说过，他走遍中国不用花一分钱，因为他有很多的豆瓣网友都会请他吃、喝。这里满足了他们的自尊、爱，还能得到亲密的关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委书记朱东杰对此深有同感。近年来，很多媒体和学者认为学生群体对参与政治事件的热情越来越淡。朱东杰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不是减弱，而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的学业压力、自身成长的压力与前些年的大学生相比已经发生变化了”。
朱东杰就此总结：“校园网建设必须关注、分析服务对象的变化。我们在网络上做工作的水平和能力，必须有质的飞跃。”
栾轶玫进一步解释，要针对校园网民使用习惯来考虑对策。比如官方的决定很难读，可以把全部正文打碎，用学生喜欢的语言贴到上面去，或者通过社交网络平台、IM系统等这些传播方式，获得受众的信任；还可以在形式上“乔装打扮”，让“决定”长得不那么像“决定”；再有就是把长篇大论的“决定”进行切片化处理，然后用大学生喜欢的方式传播出去。
现在学校里面缺的就是意见领袖
“大学校园里到底有没有学生意见领袖？”论坛上，腾讯网常务副总编辑李方的问题，让台下听众沉默了好一阵子。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贾箭鸣的答案是“有”。但他同时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意见领袖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他的意见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见。
但更多的与会者对校园意见领袖存在的命题表示疑虑。
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载春分析，在现在的大学校园里面，确实还没有形成学生意见领袖，现在所谓的意见领袖只不过是有一定权力的同学。
在宫载春看来，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媒体，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工具性，成为校方表达官方思想和意志的一种工具，学生会因此不喜欢；其次，小众型，有很多校园媒体上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更多的是表达个人的情感，学生因为没有太多共同经历也不愿意看；第三，专业性不足，做得非常平庸、平淡。
在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付饶看来，形成意见领袖的生态环境同样堪忧。
付饶曾担任多年校报学生记者，他发现校园没有给学生形成意见领袖的环境，具体表现在校园媒体的辐射力、渗透力不强，学校在资源上没有给予一定的支持，所以暂时还达不到意见领袖的水平。
“大学生需要意见领袖，而且也应该产生青年领袖！”论坛现场，宫载春显得有些激动。
宫载春如是分析：这一代大学生是全新的中国人，没有像老一辈那样经历过苦难、战争、动乱、饥饿、贫穷；拥有网络时代的无限广大的表达空间；谙熟网络时代特有的表达方式。同时，大学生们的责任不一样了，以前是救亡图存，而现在是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姜飞认为，校园舆论领袖并不需要我们人为地推动，学生只要充分把握、利用身边的信息，并利用其促进自身知识提升，从个性到行为、认知上逐渐丰满，自然就成为舆论领袖了。
一些国内校园媒体主编的表现让人们充满期待。
英国外交大臣与中国校媒主编对话后，在博客中这样写道：这些来自中国大学的年轻人是新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广告，他们身上体现着全球参与和探寻精神，他们热衷于旅游，他们雄心勃勃，他们更关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核扩散和人权问题。我们欣喜地发现，来自大学校园的意见领袖们正把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世界也正把他们看作是中国的新名片。
校园主流文化也可以变得好玩
复旦大学学生夏天怡一直在《复旦青年》工作。作为校园里的一份主流媒体的主编，她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在传播主流文化的同时，让学生读者爱看。
一次，她接到任务要做科学发展观的专题，当时她特别紧张，生怕做出来的东西让人感到枯燥难读。后来同学们通过集思广益，最后做出来的专题标题是《我能为复旦做什么，复旦能为我做什么》，“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提建议，怎么更好地促进和谐和发展，我想这也是一种主流文化的传播。”夏天怡说。
“这个任务不大好玩，但好就好在挖空心思在意识形态和读者需求当中找到了一个特别狭小的空间，这样领导满意，读者看了也高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阿忆评价道。
华东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仲立新表示，在现代传媒与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一所大学或者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需要一些精神的引导，要有对于庄重、神圣这样一些东西的追求。
在仲立新看来，校园主流文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始终跟学校的传统、跟大学的使命和培养人才的目标紧密结合的，紧扣学校的主流工作、主流生活。
“现在人们印象中觉得主流的东西不好玩，是因为主流文化没有上升到一个完全日常生活化的层面，而是一种主流宣传。”仲立新说起他们学校一名教授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一次，这名教授美国房东的儿子放假回家，房东就问儿子为什么放假？儿子回答说，老师告诉他今天是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所以放假。紧接着儿子追问父母马丁·路德金是谁，做了什么。于是房东夫妇就详细地把马丁·路德金的生平事迹讲给孩子听。“理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向这个孩子传播了美国文化，传播了美国核心价值中的自由平等观念，以及对民族对国家的热爱。你们说美国的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宣传高明不高明？”仲立新说。
现在有人认为“85后”、“90后”的大学生思想消极，喜欢非主流、玩个性。但参会的老师并不这么看。山西大学团委书记王铁梅说，她所在的学校，每年开学都有一次新生的演讲比赛。尽管这两年都是“90后”的大学生了，但阅读完所有演讲比赛的稿子后，王铁梅说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是比较主流、积极向上的。
阿忆在北大教书这5年当中，对学生的一个强烈感受是，他们并不像社会上传说的那样，“我觉得他们是积极向上的，但是他们积极向上的东西也很好玩，值得我们研究”。
本报北京6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