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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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现场

就算牺牲环境照样得不到繁荣

本报记者 张伟 实习生 李景 ■刘旸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6-17    [打印] [关闭]

    毁林背后的兴衰交替

    发生在遥远的巴西丛林里的故事,听上去似乎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因此,尽管是发表在大名鼎鼎的《科学》杂志上,安娜·罗德里格斯和同事的这篇谈论巴西林业问题的论文,在国内科学界似乎波澜不惊。

    以至于,当来自中国的记者拨通作者的电话时,她自己也不敢肯定,这样一份研究,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点儿什么启示。

    发表于5天前的这篇简短论文,话题本是老生常谈——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搞开发,是否能给当地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年轻的葡萄牙女科学家用3页纸、11份图表,试图向人们证明,在亚马逊丛林每天都要发生的树木砍伐,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期待中的经济回报。

    在巴西,这种砍伐不曾间断,已持续千百年。据安娜介绍,最近一次砍伐浪潮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不绝,并逼近了亚马逊丛林腹地。

    一方面,环保主义者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请人们为了保护自然,牺牲一些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受生计所迫的巴西人,仍旧年复一年,纷纷涌向还没被开发的森林。

    他们砍掉树木,焚烧荒草,在上面种庄稼,盖房子,并期望富日子快点到来。但按照罗德里格斯女士的研究成果,这些期望都只是空想而已。即使牺牲了森林,也绝无实现之日。

    这位黑发女科学家直言不讳,在一个地区的毁林造田刚开始时,人们的确能获得经济兴盛。但好景不长,随着砍伐加剧,经济又会不断衰落,并回到甚至低于砍伐前的水平。

    也就是说,用不了多少年,从森林的尸骸上得到的好日子,又得还回去。到时候,森林已消失,好日子也没留住,只得两手空空。

    不要以为这只是环保主义者的旧调调。为了得出这个结论,安娜和她的同事费了大力气。他们在巴西挑选了286个城市社区,先找来卫星拍照,获取了这些地区的森林消失情况统计,然后通过多种渠道,搜集到这些地区的人口数据。这些人口数据是政府通过逐户访问得到的。每个家庭都被详细询问人数、生活质量等。

    根据卫星照片显示的森林毁坏情况,巴西这286个城区被安娜和她的研究团队划归若干阶段。有完整森林覆盖的归类为A级,也就是未砍伐地区。然后依次从B、C排下去。砍伐正在进行中的城市,标记为D,而树木基本砍伐殆尽的,则是最严重的G。

    此后,安娜等人将获得的社区人口数据与他们所处的砍伐阶段进行比较。她用来衡量生存水平的指标,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制定的,名字叫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具体来说,除了人均收入,这个指标还纳入了教育水平、预期人均寿命这些指标。

    经过繁琐的对比和统计学计算,安娜和同事的结论跃然纸上:尽管随着砍伐的进行,砍伐区的HDI逐渐上升,甚至接近巴西的中等水平。但对砍伐后地区的研究证明,HDI已经落到较低水平。

    在《科学》杂志上,由作者提供的一条条生活指标曲线,无不经过短暂的上升后,最终折转滑落。原以为砍伐森林可以改善生活条件的人们,能获得不可持久的繁华,然后一切又归于荒芜。

    当然,这只是她对亚马逊地区的分析。当被问到中国的时候,她沉吟良久。

    安娜论文的中国现实版

    在这篇只有3页的论文里,许多人读出了整个亚马逊地区千百年来的荣衰。这是一种由兴盛到衰落的变迁。被贫穷驱赶的人们,通过砍伐森林的方式追求幸福,却最终一无所获。

    当然,这幅宏观图景,是通过对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数据进行对比得出的,而不是直接描述每一个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砍伐进行,首先增长然后降低”的过程。

    不过,通过这种分析,安娜在论文里还是尝试解释这种兴衰过程产生的原因。

    尽管这种“兴——衰”模式早就有人提出,却都是估计,安娜和她的研究团队,第一次用数据证实了这种猜想。

    只是,论文里干巴巴的数据,并不能记录下森林缩减的过程,也无法描绘那些伴随着迁移的个人命运。安娜本人也相信,住在丛林里的人,比谁都清楚这种兴衰转换,不需要一篇论文来说三道四。

    尽管去亚马逊旅游的时候,她对森林里的鸟感到着迷,但她同样对人们砍伐森林深表理解:“他们并没有选择,只能关注近期的利益,即使他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安娜并不是亚马逊专家。事实上,她的论文是坐在遥远的英国的电脑边,而不是在亚马逊丛林深处完成的。她的研究方向是“改变自然生态同人的发展有什么联系”,只不过这一次,亚马逊地区为她提供了非常典型的数据,和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模型。

    但是现在,她发现,她很难用这个典型的模型,为中国这样的地区提供直接的参考意见。她不知道这个模型是否可以应用到其他地区,她甚至不知道,其他地区是否也会遵循和亚马逊地区相似的发展模式。

    不过,她补充说,这个模型虽然不能套用,但她的分析方法可以推广。她建议,中国人不妨也按照这种方法,“去寻找森林砍伐与贫富之间的相关性”,从而考察损失的自然环境,是如何影响当地发展的。

    “中国的状况我不了解。”在被反复问及关于中国的问题时,这位从没到过中国的女士强调。

    不过,她的中国同行、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副院长温亚利,对此显然并不陌生。他表示,亚马逊的经济模型,在中国切实存在。

    1950~1960年代,林业部门政企合一,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大量国有林被采伐,但这种资源消耗模式无法形成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森林砍完后,土地失去了原有的生态屏障,长期耕种还导致土地退化,当地人生活难以为继。

    温亚利介绍的例子,听起来像是安娜论文的中国现实版。据他说,这种例子至今在中国也有很多,有些农村地区,每户人本来有几亩地,就靠这个生存。一开始,当地通过砍树,迅速获得了直接收益,但10多年以后,不但整个地区生态环境出了问题,连原来的耕地也受到破坏,生活陷入窘迫。

    看起来,在亚马逊丛林发生的历史循环,同样出现在中国,只是安娜不知道而已。

    为解决中国环保界的误区提供借鉴

    当得知安娜等人在《科学》上的论文内容后,西南林学院副院长杨宇明勾起心中不少往事。

    其中一件,发生在美丽的香格里拉大峡谷。2001年,全国一群环境和林业学者前往考察。除了丰富的物种和美丽的景致,考察报告上,他们还提到了新发现的若干沉矿带。不久,当地掀起开矿热。

    森林被砍伐,木材和矿产带来短暂的经济繁荣,杨宇明却担心那里将重蹈东川的覆辙。自1950年代起开采铜矿后,经济发展逐渐被污染的环境、多发的泥石流所抵消。时至今日,有人估算,在治理东川泥石流上花的钱,可能比当时采矿所得更多。

    另有专家谈到中国林业问题,则连连表示“太敏感”,不愿意透露身份。他认为,在中国云南等地区,将原有的森林砍伐后,栽种速生的经济林木,同样可以归为安娜教授论文中提到的“毁林造地”类型。

    他担心,这样做的结果将正如这篇论文所揭示的那样,本以为可以以牺牲环境的方式改善人们生活,而长期来看却将一无所获。

    杨宇明则觉得,安娜等人的论文,为解决中国环保界的一个误区,提供了借鉴。

    在中国,提倡环保和提倡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两派之间,一直有很大矛盾。利用派指责保护派“不顾当地人的利益”,保护派则讽刺利用派“不要后代的发展”。双方严重对立,并往往引发口水战。

    “结果正如那篇论文的结论一样。”杨宇明说,尽管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开发,却未必使经济真的得到繁荣,并改善人们生活。相反,这位中国林业学家借用安娜的研究结果推测,可能是既毁了环境,也没发展经济,最终两头落空。

    在电话里,谈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安娜认为,人们砍伐森林的原因可能是,砍树的人并没有土地,看不到林木减少对土地和庄稼的影响,而只是靠木材维持生计。而那些因为森林存在获得好处的人,却没有为这些好处付钱。

    她认为,这样就形成一个坏的循环。拥有森林资源的人如果不能砍树,就会感到受了损失。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把这个循环切断,比如,给那些以森林资源为生的人作出经济补偿,使他们“因为不砍树而得到好处”,就是一个办法。

    坐在实验室里摆弄数据的安娜·罗德里格斯,对于因眼前利益而毁坏环境的人们,给予理解与同情。她想象,在那些遥远的地方,“有时候,学校学费升高就能让人们多砍树赚钱”,或者,医疗费用升高也将如此。

    在论文里,女科学家安娜用平静的文字叙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兴衰大潮。回到现实中,说起被那股大潮裹挟着的普通人,这位年轻女性的声音开始带上感情:“不是因为那些人贪婪,只是为了活下去,没有别的选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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