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见义勇为者的绝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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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荣利从没要求过报答。尽管他曾挺身而出，替几个陌生人挡下砍来的菜刀。这一刀，结实地砍在他的右手腕上，整个手腕几乎齐齐砍断。
但这个壮实的陕西汉子没料到，为这一次义举，他要付出那么多代价。此后一年半时间里，他几乎失去一切，得到的，只是一根植在右手腕里钻心疼的钢筋，并且连动手术将它取出来的钱都没有。
作为一个见义勇为者，他已经36岁，却还在陕西渭南市郊的老家等待遥遥无期的“公道”。一只土狗跑过，不小心绊倒了空脸盆，发出“咣当”一声，他不由战抖了一下。自从右手被菜刀砍了以后，他最怕金属落地的声音。
除此之外，他也不愿意回想起一年半以前，发生在北京的事情。
那是2007年12月16日傍晚，天黑得很早，北京上地桥边北风很大。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驴肉火烧店里，稀稀拉拉摆着五六张桌子，客人不多。
赵荣利在这里打工做厨师，但没签合同。他在厨房里做完菜，正张罗着给自己拣点剩饭吃。对他来说，这本是最平常的一天，因为生意清淡，过了9点，他就可以回到附近的“家”——由老板租下的黑漆漆地下室，躺在单人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
争吵突然发生了。当时，赵荣利正在切土豆，几个男人拉开大嗓门叫骂着。在这间靠近城市郊区的小饭馆里，赵荣利见过很多客人喝醉了酒吵吵闹闹。他并没有在意，弯腰提起水桶，打算去盛自来水。
一个男子猛地从外边跑了进来，抄起案上的菜刀就往外冲。赵荣利下意识觉得：要出大事儿了。他大喊一声“站住”，想也没想，跟着往外撵。
眼看着男子举刀砍向座位上另两个男人，身高1．75米的赵荣利蹿了上去，伸出了右手。菜刀“铛”的一声掉在瓷砖地上。在一片惊叫声里，赵荣利低头看了看，鲜血正从右手喷出来。
医生在诊断书上写的是“右桡骨筋突骨折、多发肌腱断裂”。“说白了，就是手腕还剩下几根筋和一层皮。”赵荣利一边说，一边用左手握着大蒲扇，总有几只苍蝇盯着他右手腕溃烂的伤口打转。
这已经是回老家后，赵荣利的第五份零工，帮人在工地守夜，守一晚10块钱。在这个陕西的小村里，300多户人家，几乎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40岁以下的壮劳力都去了北京、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打工。
赵荣利原本是他们中的一个，而且因为做的是“厨师”，很受人羡慕，毕竟，许多人出去，除了几个做保安的，大多数都是干建筑。
这名连劳动合同都没有的“大厨”，每月能从1000多块钱工资里挤出几百块来。他打算，攒到35岁就回家，“风风光光地办一场喜酒”。
如今，他却只能窝在不到3平方米的工棚里这张烂草席上，连翻个身都会痛得睡不着。为了治病，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借下了债。
受伤以后，女朋友也离开了他。赵荣利不断地念叨：“我受伤了，她离开我，是对的。”那个短头发、苹果脸的姑娘，像极了他最爱看的《平凡的世界》的女主人公，都有一双大眼睛。
这位见义勇为者，每天都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见义勇为司法鉴定书”揣在身上。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他此后一年半的坎坷命运。
受伤后，赵荣利在医院里住了12天，花掉的钱总计21756.49元。这些钱是他躺在病床上，用左手翻遍了老式诺基亚手机里的通讯录，东拼西凑借来的。他每天拼命求着医生给他吃便宜的药，但因为没法自理，他不得不请一位老年护工帮他打饭、上厕所，一天70元。
到第13天，他盯着账单上的“天文数字”，火一个劲儿往上冒。趁没人注意，他拖着还没好的右手，溜出了医院。
刚一受伤，原来的老板就辞退了他。一开始，这个河南老板还带着水果、牛奶，来医院看过他，并留下了几百元钱。但等到赵荣利提出帮忙担负医疗费以后，老板立即变了脸，干脆否认他是厨师，说他是“无业游民，偶尔来店里玩的”。
行凶的张旭东取保候审时，来和赵荣利见过一面，答应支付医药费。2008年，法院判张旭东入狱两年半，并赔偿1．5万元。但大牢里的张旭东早就表示：“我死也拿不出一万五啊。”而从头至尾，两名被救者都没有出现过。
事实上，伤得迷迷糊糊的赵荣利，开始根本不记得这3个人到底叫什么、长什么模样。他后来才知道，3人都是附近一家商业大厦的保安，每个月的工资不到 600元。
被救者庄广伟觉得自己“有心无力，没法帮助他”。随着反复追问，他急了，索性瞪大眼睛：“赵荣利是谁，我不认识他。”而另一个被救者王玉龙，则索性换了电话号码。
就在伤人者和被救者的推托与回避中，见义勇为者赵荣利，生活正陷入困境。
2008年初，经过朋友指点，赵荣利揣着法院的“见义勇为司法鉴定书”，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海淀区民政局优抚科，申请“见义勇为救助”。
工作人员向他出示了《〈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实施办法》。第六条明白写着：“个人或者组织反映见义勇为情况或者申请确认见义勇为，应当在行为发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行为发生地的区、县民政部门提出。”
不巧的是，他提出申请的时间，恰好超过时限一天。结果，连这个见义勇为者的身份，也变得不清不楚了。
失业之后，赵荣利在鼓楼大街附近一个老式住宅区找了份看大门的工作。他的任务，是看到陌生人向上头报告，以及半夜起来给晚回家的居民开门，活儿并不重。
但不久，他的右手开始溃烂，发出难闻的味道，来来往往的居民都皱起了眉。有一天，没说什么原因，保安队长甩给他两张百元大钞，挥挥手：“走吧，走吧。”
于是，他曲着右手，用左手打好露出棉絮的铺盖卷，吃力地扛起，灰溜溜走了。
后来，有个报刊亭的老板看他可怜，给了他一个送报纸的差事。从此，每天一大早，赵荣利都要用一只手抱着一大摞报纸，在街头狂奔。他坐不起4毛钱一趟的公车，更何况，办理公交卡还得20块钱的押金。
这个见义勇为者的生活越来越潦倒，受伤欠的债“像跳蚤一样在身上爬”。没有地方住，他睡在东直门的天桥下，每晚和一堆流浪汉争抢位置。到白天工闲的时候，他干脆举起木棍，拎着磨起毛的蛇皮袋，和附近的拾荒者一起，去居民小区垃圾桶里捡塑料瓶和废纸。每天能卖三四块钱，足够他在生日那天，奢侈地进小饭馆吃一碗刀削面。
偶尔，他也会被问到，如果再来一次，还会不会冲上去挡住那把菜刀？但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答案。
更实际的问题是，因为没钱，植入右手手腕的那截钢筋迟迟没有取出。这根钢筋已经在他手臂里多待了10个月，至今还深埋在溃烂的肉里。医生警告他，一旦肌肉组织和钢筋粘连“不仅局部会病变，整个右手都会残废”。
但是，6000元的手术费用，对他来说实在太多，更何况，还有两万块的债务，等着偿还。手残废了，负债累累，“活着也没啥意思了”。这个一向乐观的大男人想到了死。
2008年年底，东城区司法局在地坛公园组织了《法律援助条例》实施5周年的宣传活动。走投无路的赵荣利来到这里，找到了北京大都律师事务所的公益律师王贝。
因为不方便，他当时已几个月没洗过澡，身上的白衬衫变成黑色，头发又长又脏，右手手腕上深达10厘米的伤口已经变形，黑痂里带着血丝。
“我是见义勇为负伤的，还为治伤负债累累，但现在拿不到一分钱还债，生活费也耗尽了，怎么办？”赵荣利冲上来就甩下这句话，带着哭腔。
在这位律师的协助下，赵荣利决定向受益人、行凶者和餐馆老板索求赔偿。他希望，借助这笔钱，他能够治好自己的右手，并还上债。
如今，法院已经立案，尚未开庭。但是，赵荣利并不知道，这场官司要打多久，而他的右手能否等到那时候。
他只有在老家等下去。闲的时候，他用左手种菜、打小麦，做些村里妇女干不了的零活儿，赚点小钱。
而溃烂的右手每天都疼得厉害。一年半以前，他用这只右手挡住了一把砍向别人的菜刀。
从那一刻起，这个见义勇为者的人生，开始陷入意想不到的困顿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