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信谣言中我们忽视了自身的恶
这样的谣言为什么能流传如此之广，人们为什么轻易相信？对于这个问题，许多评论人和阐释者们是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屡试不爽的答案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问题出在医疗潜规则和长久以来医疗体制积累的问题上，在医药代表行贿已经见怪不怪、医生受贿成为公开秘密、医疗界混乱的利益纠结中，这样的传言反映着真实的社会镜像，比真的还像真的，于是人们也就太容易相信这样的谣言了——听起来很对，体制和制度确实有问题，为谣言的生产提供了原型，为传播提供了土壤。
然而，这样一起恶劣的谣言传播，没有其他原因吗？或者说，问题都出在体制上，我们都是一个坏体制的受害者吗？答案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政府和体制，这是时评家惯有的归咎思维，已经用得非常顺手、不假思索、张口就来。这样的归咎思维存在着逻辑上的偷懒，道德上的卸责，理性上的自欺，以及在情感上对某种集体情绪的迎合。
为什么公众会轻易相信谣言——没有能够理性地辨识出这个谣言，公众就没有错吗？
人们总有一种习惯，喜欢在诸种场景中把自己扮成一副楚楚可怜、被逼无奈的受害者模样，以凝聚同情和推卸责任。即使杀了人，总会辩称这是被逼无奈从而愤起反抗——其实在不少事情上，我们并不是受害者，而恰恰是施害者，或者起码扮演了施害者的角色，无意中在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事情上贡献了自己的一分薄力。
谣言的传播就是如此，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谣言的受害者，而在传播谣言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在谣言的生产、制造和传播的流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谁制造了谣言，不是抽象的体制，而是具体的个人。是谁在传播谣言，不是体制，而是像你我一样平常的网友。又是谁在让谣言越传越玄乎，不是体制，也是我们这些身上有着许多弱点的人，这个添油加醋，那个绘声绘色；这个轻信道听途说，那个不加辨别。于是，大众的弱点加在一起，众人庸常之恶的集体爆发、成就了一则谣言的疯狂传播。
自以为掌握着正义的评论者，你我这样不加辨别地轻易听信了谣言的人，不是医疗体制的受害者，而是某种无形的施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谣言涉及的当事人。传言者远没有那么无辜，可以把一切往体制和制度上轻轻地一推了事。很大程度上，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暴露出人性中的阴暗和弱点。
人们为什么会轻易相信谣言呢？首先因为谣言太有诱惑性，它设置的每个情节按摩着我们每一个追求刺激、追求新鲜、喜好窥私、热爱故事性的细胞。许多谣言都是针对人们阴暗的心理和故事的期待而设计的，又有美女，又有性交易，又有医疗潜规则，还得了艾滋病，而且是好几个人。多么刺激的一则故事啊，我们停留在对传言故事的消费中（点击、转载、添油加醋地描述）而失去了辨别真假的理性。
然后源于人有惰性，虽然随着通讯和传播工具的普及，核实越来越容易，而人却变得越来越懒惰。一事当前，首先不是去问它是真是假，不是用自己的理性去辨别真假，而是轻易相信这是真的，并匆忙作出自以为是的价值判断。这样的懒惰已经影响了舆论环境，网上传个什么，纸媒就敢不加核实地去登什么。谣言止于公开，谣言止于智者——这个古老的格言，在现实中已经被许多人故意掐头去尾了，许多人只喜欢用前半段去批判政府的不公开透明，而拒绝用后半段反思大众在听信谣传上的不理智。谣言止于智者，是说智慧的人是能够辨别出谣言的，是强调公民在辨识谣言上的道德责任，可这样的责任被很多人回避了。
谣言的传播，还映照着人性中的许多弱点，比如内心阴暗，容易把一切往坏的方向想；比如意识中有许多偏见，习惯选择性地接受那些能迎合自己偏见的信息。
在责任的归咎中，我们已经习惯于将问题都推给别人，而回避对自身责任的反省——特别是事关大众时，这样的取向就更加明显了。多数人的暴力更能够把大众自身的恶推得一干二净，可怜的只有抽象的、无法自辩的体制了，它只能看着所有的污水都泼到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