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疫情战斗的每一天
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三个姑娘正头也不抬地工作。记者仔细一看，墙上层层叠叠贴着各种图示，从工作流程到民航、公安、感染性物质运输包装材料生产厂家电话，还有CDC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电话，凌乱中，倒显出某种“一触即发”的冷静、有序。
“我们关注甲流是特别早的。”廖巧红说。中国CDC疾控与应急办公室4月24日在美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周报告》里，搜索到美国出现2例人感染猪流感，就立即上报给卫生部和CDC领导，随即展开追踪。当时墨西哥也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死亡，但研究人员还不知道是这同一种病毒引起的。
“这一传染病的病毒特征、潜伏期、传染期、传染性有多强，我们都不知道。”廖巧红说，加深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认识，需要大量数据的积累。
4月25日，工作人员就开始昼夜不停地查询相关科技文献，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CDC相关技术文件中选取最有指导意义的，连夜翻译、校对。4月26日一早，10个翻译文件挂到了网上。因为每天省市区县的疾控中心都会第一时间上网看，这是最快最广泛的传播途径。
从那一天起，CDC大楼办公室的灯光，就每天亮到深夜。
从4月26日开始，廖巧红就和同事着手起草中国对这一新疫情的防控技术指南，并依据防控形势变化，不断完善修改。4月29日，下发了第一版防控技术指南。5月9日，第二版防控技术指南下发，出台了甲型H1N1流感监测方案、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方案、感染控制技术指南等一揽子技术文本……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加班到后半夜。
5月10日16时，四川省报告了我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19时，廖巧红等5位专家飞往四川。飞机上，大家还在讨论病例。“当时虽然不太了解病例的情况，但我们首先把能想到的、能做到的事情都想好，确保有条不紊。”
当晚仍是不眠之夜。廖巧红和中国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张建中、中国CDC病毒病所的马学军教授连夜与当地专家共同分析疫情，讨论患者如何救治、密切接触者怎么管理、如何开展感染控制。
5月11日8时，廖巧红到达成都市传染病院，进入病房，向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包雪阳询问情况。廖巧红与包雪阳聊了3个小时，启发他回忆发病前一周的活动情况，倾听每一个细节。询问他到北京之后的具体行程、什么时候不舒服……当时，廖巧红身穿防护服、戴护目镜、N95口罩，全副武装，按照规定，哪怕流汗也不能用手碰脸。
等聊完出来的时候，廖巧红脸上已经被N95口罩压的“全都是印子”，防护服里也都是汗。
那天晚上，廖巧红一直在整理包雪阳的报告，直到两三点才睡觉。
一位半夜接到CDC电话的密切接触者“相遇在云里”在博客里写道：11日晚上23点，成都市CDC来电，求证他是否乘坐5月9号的川航3U8882航班，并通知他同机的某人被怀疑有猪流感，今晚还有可能再打电话。3点10分，他的噩梦被一个北京来的电话打断，是卫生部的电话，询问情况并确认有卫生部门的人和他联系。电话还没挂，省公共安全专家厅指挥中心的电话到了……12日上午9点，成都市CDC再次来电，告知他暂时在家隔离。10点半，成都市CDC电话……直到救护车闪着蓝灯，停在楼下。
这期间，“一系列电话铺天盖地”，“估计要载入史册，成为我一生中接打电话最多的一天，一块电池几乎打完（平时能用三天）。”“相遇在云里”写道。而且，几乎每个密切接触者都经历了相似的事。
一位地方CDC的工作人员描述说，那段时间最大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与流感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并动员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就像是承担着特殊使命的“侦探”。
廖巧红说：“正是由于前期迅速制定了防控技术指南，有了应急处置的技术手段，病例突至时，我们才做到了应对从容。”
在医护人员8天8夜的努力下，包雪阳病情迅速好转，5月17日出院。5月16日，廖巧红也撤离成都，继续在北京CDC总部工作。
现在，廖巧红仍继续着连轴转的日子，收集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每天都加班的生活在她看来“是正常的”。4月以来，她和很多同事都没有停止过加班，整个CDC的相关部门和人员都参与其中。在每个不为外人知晓的夜里，中国CDC大楼总有人还在忙碌。
当天采访结束，廖巧红又回到了那间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对甲型H1N1流感的战斗仍没有结束，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今夜，以这里为枢纽，疫情追踪和防控工作迅速地传达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