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不重视将大打折扣
甲型流感患者日益增多,人们对于传染病尤其是非典时期的记忆被重新唤起,公共卫生问题再一次被高度重视。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黄建始教授课题组历经一年时间,对中国181位在传染病及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进行了结构式访谈,经分析总结得出的的结论显示:17种传染病危险因素在10年~25年里可能有增加的趋势,包括老龄化、气候变暖、移民和城市化。
刘起勇认为,中国的防疫体系在这次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过程中表现很好。但这一体系还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当中,仍然遗留了一些旧有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领导重视下问题可以有效解决,一旦领导不重视或部分地区重视不够,则效果大打折扣”。
北京市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重大传染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崔小波教授则认为,中国的防疫体系总体还比较弱,简单说就是地方太大,农业人口太多,除了一些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卫生防疫水平提高较快之外,其他地区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水平均不高。一些边远地区,连保存疫苗的冷链系统都不具备,疫苗接种都无法保证,一旦暴发疫情后果会相当严重。
除了国家的应对,战胜疫情同样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但是中国人在“保护他人”方面的公共卫生意识却屡遭质疑,引发网民激烈讨论。对于部分网民建议的“惩戒不负责任的疾病传播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楯教授认为,某个个人出自对他人的责任感而“自我隔离”是一种品行高尚的表现,应予以肯定,但却不宜强求别人也这样做。应对传染病,不只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还须有政策伦理、制度伦理的思考。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并未对这种未知的新型疾病做出应对的策略,这是法律中非常欠缺的一部分。对于已知疾病,政府、医院、个人已经有了一定的应对经验,恰恰是未知疾病出现时,人们缺乏可以照章行事、保证有条不紊的制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