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看青人徐庆全
徐庆全歌唱得好，我听过一回，感觉跟专业的有一拼，可以自由变调，要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他的车开得也跟唱歌似的，自由奔放，要到什么地方去，别人给他指道，让他往东，他肯定往西，习惯性地南辕北辙，无论人家怎么在电话里给他纠正，告诉他走错了，就是坚决不改，直到开出去很远，连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就大嗓门地埋怨人家：你们都给我支使糊涂了！不过还好，徐庆全每次只是南辕北辙而已，只要把车头掉过来，改正也容易。如果我正好在他身边的话，都会鼓励他说，没事，反正咱满满一箱油呢。
徐庆全是个急性子，经常耐不了啰唆，参加会议，如果与会者废话多了，或者仪式性强一点，他肯定溜号。如果不让溜，那么主持者就有麻烦了，徐庆全会变着法抗议。一次，我跟他一起开一个会，开着开着，老兄不见了，一会儿，我接到他一个短信，说是赶紧出来，有要事相商，我没理他，结果短信一个接一个，不得已，出来一看，老兄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几袋花生米和几瓶啤酒，非要跟我喝酒，说是开会哪有喝酒好玩？没办法，只好陪他喝——其实我也挺高兴的。
我跟徐庆全认识，是从喝酒开始。我不算是个能饮之徒，但喜欢喝，一喝就高，徐庆全却是个真正的酒徒，越是高度的白酒，就越喜欢，而且不在乎酒的好坏，很辣很冲的二锅头，他能对瓶吹，吹完了就扯开嗓子唱歌，声震屋瓦。那年我跟他都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访问，那里的空气既反烟，又反酒，很有清教徒的味道，我还能将就，他可受不了，想犯规，还非要拉我做垫背的。于是，同去同去，从深圳搞来白酒，夜里在宿舍开喝。徐庆全喝酒不用劝，憋了一段没喝的时候，更不用劝，自觉往嗓子眼儿里倒，倒到最后，他兴奋之极，强力表示要考我的博士生，怎么劝都劝不住。其实，我哪儿敢招他，招进来谁导谁呀？
徐庆全是专门做1949年文坛研究的，对周扬、丁玲、胡风、聂绀弩他们那点事儿门儿清，厚得跟砖头似的专门著作已经出了好几本。他还收藏了好些个这些人的亲笔书信，最近还出了一本专门研究这些书信的大作，刚送给我。我看到书，就拼命劝他把这些书信拍卖了，并且诱惑他说，最近嘉德拍卖行拍卖陈独秀等人给胡适的信，拍了500多万元。可他却一点不动心，说他收藏这东西，就是为了好玩，卖了就不好玩了。
周扬、茅盾、胡风那个时代，文坛是个大地方，全国人民瞩目。文坛的风云人物，就像今日的歌星影星一样受人关注。文坛的风暴，每每由最高领袖刮起，然后搅动整个中国，让生产队里的农民伯伯都知道，哦，又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家，然后这些作家没准儿就来和自己一起下地劳动了。徐庆全研究的，就是那些曾经特别“辉煌”也特别令作家们难受的往事，整人的，挨整的，互相整的，整人完了再被人整的，被整完了表示感激涕零的，不管什么事儿，徐庆全都知道，知道了之后还要说出来。当年灰头土脸、低声下气过的文人作家，许多今日都西装革履趾高气扬了，发现有人还在旧事重提，尽管是研究，还是未免会不高兴，有的甚至会动用强力，阻止徐庆全这样做。可是，越是这样，徐庆全就越是兴奋。有一次，他刚刚送我一本这样的书，转身碰到一位不高兴先生，他居然把已经送给我的书要回去，非常郑重地转送给不高兴先生，然后跟我这儿乐上半天。
无论有人怎样不高兴，现在文坛的事，都只是茶杯里的风暴，没多少人理会了，因此，徐庆全的研究，不管做得怎样好，书都火不了。新作家不值钱了，连累当年特别火的老作家，也没人乐意知道了。好在，徐庆全做事，大半是为了好玩，只要他还认为作家过去的那点事好玩，他就会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