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限价房问题上我向茅于轼先生道歉
可最近三件事的出现，让我对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的好处开始产生怀疑：一是有开发商在经济适用房的地块上违规盖别墅，引发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替谁说话”后的一片哗然；二是武汉经济适用房的摇号有假，而当地政府通报此事时只花了一分钟就算了事；三是北京住总集团董事长张贵林轻描淡写地透露，由于销售渠道稳定，该企业承建的限价房也有8％到10％的利润。
媒体这几天对前两件事报道得很多了，所以我只想问问第三则新闻中的张董事长：你这个限价房都有8％至10％的利润，为什么还嫌低呢？按照北京市限价房管理办法，政府已在土地招标、拍卖上给出了很多优惠。限价房基本上是“非竞争性”的住宅产品，加上土地供应计划的优先安排，企业也就没了被银行占压资金的后顾之忧。在这样的“政策性照顾”下，其销售、财务、管理、税费包括整个建筑成本，都应该是有保底的。为什么还要在这上面砍穷人一刀，而且是8％至10％这不轻的一刀？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是政府的公共补贴产品，具有极强的福利性，其供应对象也只能是中低收入人群。作为一家国企，北京住总在盖这两种公共住宅产品之前，就应考虑到以“成本价”接单，即便要创造“合理利润”，也应从地方财政的口袋掏钱。而不应一手拿着土地补贴和银行周转金，另一手又伸向这不低于8％至10％的利润，让那些低收入人群在每平方米上，无端多掏500元到600元。这难道就是限价房扶穷帮困的好处吗？
眼下，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之所以被“异化”，并时不时被推向争议焦点，并非这两种公共产品本身有罪，而是一些人把它当成了一块“天鹅肉”，本末倒置地将自己心安理得地放在“补贴簿”上。在这样的情势下，难怪其公共性和保障民生的作用，被茅于轼先生打了个冷峻的问号。而如果这种情况照此下去却得不到改善，不知还有多少人应像笔者那样向茅老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