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产飞机装上一颗“中国心”
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第一台喷气发动机、第一台涡扇发动机、第一个试验基地、第一个高空台……作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吴大观奋斗的历程，和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许多个“第一”紧密相连。他一生先后主持过6个航空发动机型号的研制工作，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一个能最终完成定型批产。
弥留之际，吴大观叮嘱老伴华国：“一切从简；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家里积蓄的10万元拿出来，帮我交最后一次党费。”
68年与航空相依为命
1949年入党的吴大观，多交党费的历史至今已是第46个年头。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国家二级专家，吴大观每月工资273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是二三十元，车间主任不过六七十元。吴大观心里不安，多次请求降薪未允，于是从1963年开始，每月多缴100元党费，至今已多缴11万多元。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傻，哪还有人嫌钱多？多年以后，吴大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坦露了个中原因：“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被评为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老专家，那都是很高的荣誉。我凭什么得到那么高的荣誉？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你既然是中国人，你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那点钱并不多，办不成多大的事，只是尽自己的一点心意。”
在吴大观老人93年的生命中，有68年是与航空相依为命的。“没有经历过亡国生活，体会不到他的爱国情怀。”中航工业原常委师元光感慨地说，吴老就是一本大书，他的一生承载着中国航空史上最精华的内容。
吴大观191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大学时代是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度过的。在西南联大，他想尽办法从机械系转到航空系。从当时国内唯一的航空发动机厂贵州大定的“乌鸦洞”，到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吴大观深感“中国太落后了，太受人欺负了。要靠发展航空来挽救自己的国家”。
1947年3月，吴大观拒绝了美国有关单位的高薪聘任，在海上漂泊了56天，终于回到了祖国，他的全部行囊是两个装满书籍和技术资料的箱子。然而，国民党统治和当时航空界的腐败让他看不到希望，在朋友的鼓励下，吴大观毅然奔赴解放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60多年过去了，他仍然为自己当初的抉择激动不已。
1949年11月，吴大观出任新中国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参与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筹建。面对国家资金短缺、国外技术封锁、技术力量薄弱等困难，一切从零起步，“摸着石头过河”。带领年轻的发动机设计队伍奋斗的往事，多年以后在吴大观看来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投身航空工业后，我一天都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努力方向。”吴大观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的航空梦也从来不曾破灭过。
正在吴大观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一起落在吴大观头上。也正是在那时候，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他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也只剩下0．3的视力。
看着一个又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相继离世，吴大观的心在流血，可他仍然忘不了他的发动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吴大观练就了一身地下工作者一样的超强本领，偷偷带些技术书进“牛棚”，晚上看，白天再藏起来。没有纸画图，就用手纸和旧报纸，画好的图怕被人搜走，就藏在床上的草垫下面。
对于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没有人听到过吴大观的一句抱怨。在晚年的自述中，吴大观这样写道：“我想想，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因为我们太无知，太没有经验了！水平太低——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政治水平都太低了。”这位达观的老人，就这样原谅了那段曾给他带来屈辱和伤痛的历史。让他一直痛心的是，那10年我们和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至今还在加紧追赶航空大国的脚步。
吴大观把发动机比作人的心脏，他说，发动机研制数十年发展不正常，就好比我们的飞机有心脏病，供血不足、心动过速、忽快忽慢、心率失调。为此，他一生都在为理顺飞机发动机研制的体制机制奔走。直到临终前的几天，吴大观还拉着老同事们的手，为没能给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而自责，并再三强调，航空发动机太难了，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定要敢说真话。
就要离开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发动机，老人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多么美、多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
一辈子都在和时间赛跑
在沈阳606所大院的一角，一座日伪时期的老办公楼空空荡荡，寂寞地等待着日益临近的拆迁。上世纪60年代初，吴大观就是在这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动机设计研究所。
走进吴大观当年的办公室，一切都是那么简朴：一张老式的写字桌上，一个放大镜，一把计算尺，桌背后的墙上是一幅巨大的发动机研制图。这些陪伴吴大观多年的老物件，记录着近半个世纪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一个封面已经发黄的本子的扉页上，吴大观写下的一行工工整整的钢笔字清晰依旧：“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献给党？”
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是从修理起步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长期处于仿制阶段，缺少对发动机研制规律的认识。
航空发动机研制为什么这么难？因为它是所有动力装置中技术含量最高、制造难度最大的。要让流动的空气经过几米长、直径不到两米的金属“圆筒”产生几千公斤甚至上万公斤的推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航空发动机综合了多学科和多种专业的技术成果，设计中有些地方常人难以想像。比如发动机减重，设计的时候几乎达到毫克必争的地步，因为通常发动机增加1公斤重量，飞机就要增重5公斤。
为了提高国家航空发动机技术水平，解决飞机的“心脏”问题，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决定引进英国罗罗公司60年代初设计的“斯贝”军用发动机。1978年3月,吴大观调入西航担任副厂长兼任厂设计所所长，主管技术工作。吴大观到西航的时候已经62岁，“我62岁要当26岁来用，看不到我国自行研制的发动机，我死不瞑目”，这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时的吴大观就像一台发动机，长期处于高负荷、高效率的运行状态。西航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周芹生记得，“斯贝”发动机在英国进行高空试验的时候，所有派出工作的人员全部是两班倒，可唯独吴大观跟了这个班又跟下一班。
吴大观一辈子都在和时间赛跑。他总是说自己的脑力不好、智力平平。无论是在扬州中学还是在西南联大，吴大观都不是高材生，但他坚信“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因此，勤奋好学成了他一生的习惯。
去世以后，妻子把吴大观留下的56本学习笔记交给了中航工业集团公司，她希望这些笔记能给后人一些启迪。翻开这些字迹工整的笔记，里面既有技术分析，也有思想心得，最后一篇的日期是2月8日，也就是吴大观去世前的一个月。
“我有看不完的书，学不完的技术和做不完的事。”吴大观常年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散步、打拳和跑步，他认为专心致志学习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活动，能使人心平气和，与气功异曲同工，“人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有七情六欲。要排除私心杂念，我的方法就是找一本书……”
在“文革”那个特殊时代，很多人有书不敢看，生怕被扣上帽子。吴大观却不管那一套，他把英国的技术杂志包上红色封皮照看不误。现在想来，当时大家都心照不宣，其实是打心眼儿里愿意“放他一马”。
30年前，本已到了正常离休年龄，本可以在家颐养天年，是什么力量让这位花甲老人一干又是30年？吴大观给出的答案是：“紧张工作是我的最大幸福，攻关的胜利是我最大的快乐。”
吴大观一生追求航空发动机的自主创新，他常说，引进发动机，关键技术是学不到的，最终要靠自己。他深知，没有自己的科研技术研究基础，将会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永远不能让航空发动机行业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