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要算起来，参与过撰写人民日报社论的人不在少数，上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下至“文革”期间的造反派，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但是，几十年一以贯之地浸润其间，把自己毕生的心血和才智都化作了那神圣名号下一行行铅字的，唯范荣康一人。正因如此，范荣康得以了解了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知晓许多人民日报社论出台的前因后果，甚至说得出哪篇社论中的哪句话、哪个词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么用。
该书由三个部分组成：“范荣康口述”、“社论原文”和“回望历史”。“范荣康口述”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后来的认识，可视为历史的线索。“社论原文”是当年留下的见诸文字的原始文本，可视为历史的遗存。由历史的线索串连起历史的遗存，就搭建起了历史的框架。“回望历史”则是作者对口述和文本的考证与阐释，同时还糅进了作者本人当年的亲身经历和今天的反思。它就像历史的细节一样，填满了历史框架的空隙。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过去的事情今天要把它说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说，“大跃进”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谁最先使用的？为什么这么用？历来没有个准确的说法。毛泽东当年曾说过“如果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这个博士头衔该发给谁呢？作者在本书中对“跃进”和“大跃进”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的考证。他否定了“跃进”一词始见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成说；根据作者考证，把“跃进”一词用于中国经济建设领域，在《人民日报》上始于1957年2月9日；“大跃进”三个字成为一个固定词组，第一次见于《人民日报》是1957年6月29日。当时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只是后来被用于与“反冒进”相对，才具有了政治的意义。
尽管有学者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毕竟用当代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多少都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需要阐述历史的人尽可能地用当时的语境平实地叙述。袁晞本人就经历过那个时代。如本书《从那时开始的春运》一节，袁晞插入了自己加入春运大潮的经历，写自己怎么样想办法买票，怎样经历了在火车上的除夕夜。
坦率地说，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因为正视历史本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何况范荣康先生那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历史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艰辛。今天重温那段历史，常常会让人心头沉甸甸的。真希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历史不再重演，真希望不让彭老总说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真希望范荣康先生留下来的笔不再违心。
原本，根据范荣康的设想，这本书是要分为四个部分的。令人痛惜的是，范荣康先生的讲述因其突然去世停顿在了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没有来得及讲述的，是更为重要的“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的十多年。袁晞在本书引言《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中写道：“我认为老范的大脑是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宝藏，没能把他经历的和他知道的都说出来、写下来，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许多和我一样想了解中国过去并关注中国未来的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于老范和我们，这个遗憾是永远的。”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袁晞著
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