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的内在贫乏
《大江东去》以编年的方式，写出了代表集体企业的雷东宝、代表国有企业的宋运辉、个体户杨巡、代表外国资本的梁思申4位主人公从1978年到1998年经历的中国社会变迁。无论是从本书所跨越的时间段，还是150万字的篇幅；无论是书中竭力展现的乡村巨变，还是宋运辉的个人沉浮，都具有“大”的特性。但是，想法过多以及意图过于突出使得这部小说的艺术性和文学性大大降低。在150万字的篇幅中，作者进入了20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途径，却又缺乏“跳出来”的宏大视野。作者迷失于沧海桑田的巨变之下，游离于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混沌之中，显示出对于时代把握能力的欠缺。
中国社会这30年来的变化，当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如果想要以文学的方式来表现，仅仅具备一定的商业经验和熟悉经济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必要的艺术修养、文学技巧和表达能力，更需要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深刻的观察，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犀利眼光。遗憾的是，《大江东去》仅有微风掠过湖面的层层涟漪，而无台风引发的惊涛骇浪。而微风和台风所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于山川、河流的具体过程和细节，阿耐的描述更是远远不足。总体而言，这部150万字的长篇小说，在意图和内容的支撑方面显示出明显的脱节，在宏大叙事的背后，显示的却是作者的力有不逮和内在的贫乏。
另一方面，《大江东去》出现的人物不可谓不多，但是并没有一个立体、饱满、鲜活和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4位主人公更像是戴着阿耐分配的脸谱和赋予的身份在设定的故事中表演。如果说，小说的终极目标是形象，那么本书的塑造也很难称得上成功。当然，这并非说《大江东去》就一无是处，如果不是以较高的文学标准来要求，本书仍颇具可读性且称得上差强人意。但是，这样的标准是必须坚持的。唯其如此，包括阿耐在内的中国作家们才有不断上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