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最具体的纪念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小的纪念馆。它只有不到5米长，3米多宽，中等个头的人踮起脚就能摸到屋顶，来访者走进门，一眼就能扫尽所有陈设。修建它的目的，也不是纪念什么重大历史，或歌颂某个了不起的人物，而是怀念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
一年多以前的汶川特大地震中，这个叫胡慧姗的女孩被埋在了废墟下。在87150名遇难者中，她是很不起眼的一个。
“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女孩，没有什么故事，也不震撼。”就连纪念馆的修建者刘家琨也这么说。
但他还是决定为胡慧姗建一座小小的纪念馆，尽管他从没见过这个女孩，也讲不出任何一个关于她的故事。
“我不想把它搞得悲戚戚的”，不过是想“布置一个女孩的闺房”
拉开厚重的黑铁门，走进粉色纪念馆里的人们，即便仔细寻找，也未必能发现什么伤痛的痕迹。
墙上到处挂着女孩的照片，从咿呀学语的年纪开始，多半是张牙豁口，后来知道害羞了，笑容开始变得含蓄。梳子是小鸟形状的，发带是心型的，用旧了的羽毛球拍仔细地用胶带缠住，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上画满了笑脸。
毕竟，这里属于一个活在美好年纪的少女。她留下的，哪怕是遗物，也提供不了太多悲伤。
“我不想把它搞得悲戚戚的，”刘家琨说。他不过是想“布置一个女孩的闺房”，让这里成为一个娇艳的、宁静的处所。
在许多人眼里，陈列在纪念馆里的这15年可能过于简单。2005年12月9日，她加入共青团，第二年的4月3日，因为成绩好，学校为她发了一张喜报，这已经是能说清日子的最重要经历了。
其他事情听上去都鸡毛蒜皮。比如，2007年中秋节，她给爸爸妈妈写的信里，调皮地祝爸爸帅气、妈妈漂亮。地震发生前4个月，她领到了学校新发的校徽。甚至，你能在这里，找到这个女孩曾经用过的餐券、医疗证、防疫证、独生子女证……
不过，仔细翻检这些昔日的生活碎片，还是能发现一个少女曾有过的梦幻般的岁月。
这岁月藏在被翻了很多遍的同学录里，里面用五颜六色的笔填满了“越来越漂亮”、“开心”的祝福，偶尔也有人调侃她“越来越暴力了”。
这岁月被记录在她最后一个学期的考核表上。在自我评定栏里，这个女孩自称“不太爱举手发言”，“有时爱看课外书”。她希望“下学期争取改进”，把几项“良”变成“优”。
人们已经很难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来得及看完2008年5月号的《萌芽》杂志。但可以确知的是，她总在《读者》上用笔画下一条条标注。在这梦幻岁月里，读书和写作是胡慧姗最喜欢的事。这个爱读韩寒作品、渴望成为作家的女孩，书架上放着《羊脂球》，也放着格林童话，她还喜欢在一些青春小说里，让自己经历各种冒险。
像所有同龄少女一样，有些时候她也会显得忧愁。在已经被压坏了的眼镜盒内侧，可以看到她哀怨地写道：“冬天还是来了，还是将我遗忘了。”或者，是在课本的封面上，她字迹潦草地写着“我们的爱……过了就”这样没头没尾的句子。
不过，打起篮球来，她毫不含糊。她是班里的女篮队长，也是乒乓球高手和羽毛球爱好者，以及跆拳道学习班的学员。
和许多地震中的遇难者一样，胡慧姗充满梦想的岁月突然终止，原封不动地封存在这些遗物上。
遗物是母亲刘莉收集好的。这个心碎的母亲，收拾出许多记忆：女儿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她用银币替女儿打的手镯，里面刻着“胡”字；圣诞节时送给女儿的围巾已经起毛了；女儿熬夜拼起的拼图一直摆在家里的床头；甚至，女儿用过的牙刷和穿破了的红色球鞋，也都没有丢掉。
她翻出了女儿的钱包，里面装满了女儿和同学嬉皮笑脸的搞怪照片，还整齐地装着70元钱。这些钱，是胡慧姗准备存下来给刘莉买生日礼物的。
有些东西碎了。一个HelloKitty的音乐盒，怎么按都按不响。CECT牌黑色手机和粉红色MP3屏幕都压出了裂痕。
它们的主人也不再有机会实现想象里的人生，尽管她曾经在一篇爱情小说里，像模像样地描绘自己10年后的生活：“二十五岁，那时我已有了自己的丈夫跟孩子，丈夫很爱我，孩子也很可爱。”
写完这段话后没多久，这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掩埋了。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给普通人修的纪念馆”
纯粹是出于偶然，在成都开公司的建筑师刘家琨，知道了被埋在废墟下的都江堰少女胡慧姗。
地震发生3天后，刘家琨来到都江堰市聚源中学的废墟上，那是他所知道的离成都最近的重灾之地。
不远处，是只剩下半截的楼房和挖掘的机器。一群哭哭啼啼的父母站在废墟上祭奠子女，几乎每个人都捧着一张照片，有的塑封，有的则捏在手里。太阳很大，他忍受着飞扬的尘土和瓦砾缝里渗出的腐烂气味，第一次听到了胡慧姗这个名字。
“所有人都在哭，”刘家琨回忆。胡慧姗的妈妈刘莉并不是最惨的一个，“还有的家里，双胞胎全没了”。
不过，这个穿着黑色上衣的女人掏出两样东西，吸引了他。装在塑料袋里递到刘家琨面前的，一样是胡慧姗的脐带，另一样是她最早掉下的乳牙。
“你可以想到我们有多么爱她，”保存着女儿每一件成长证物的刘莉号啕大哭。她语无伦次地追忆着女儿，丈夫胡明则在旁边不停地劝她。这个当过兵的43岁男人脸上没什么表情，也没掉一滴眼泪，只是反复念叨一句话：“那么多娃娃都没了。”
短暂的接触中，刘家琨只对胡慧姗这个名字留下了很笼统的印象：孝顺、学习好、多才多艺──“就像所有父母嘴中的好女儿一样。”
不过，这对父母却给这个成都男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母亲的细腻和具体，父亲的冷硬和骄傲，这对不太协调的夫妇，“不知道为什么抓住了我”。
分别时，刘家琨和他们互相留了电话。尽管此后很久都没再见面，但他却一直想着这对夫妇，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他想了很多办法，也许可以给他们钱，也许可以替刘莉治好哮喘。
不过，作为建筑师，他觉得自己最在行的，还是为他们的女儿修一座纪念馆。
这个念头是突然间钻进刘家琨脑子里的。起初，这只是一个念头，而且，有若干理由可以打消这个念头。他不知道这个要求会不会很唐突，他甚至不知道怎么修：“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给普通人修的纪念馆。”
但这个念头挥之不去。尤其是，作为一个7岁孩子的父亲，他自认为了解所有父母的感受。他甚至不敢想象这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假如是我……”一想到这儿，他就赶紧打住，不敢再往下想。
他越来越相信，对亡女的纪念，是给那对夫妇最好的安慰。
那时，他正主导着一个项目，把地震中倒塌的废墟重新收集、熔铸成低成本的“再生砖”，用来建新房子。这个建筑师觉得，自己过上了一种分裂的生活。每天，他都要在北川等地一些大的废墟间来回穿梭，“面对的都是大废墟、大场面，是硬的，很冷的，工程的东西”，但一闲下来，他就忍不住去构思那一个“小的，温暖的，为普通女孩修建的纪念馆”。
到后来，他干脆怀疑起自己的性格来：在面对生存的现实时，“我是不是太过诗情画意了？”
一个多月后，当他在都江堰市的一顶救灾帐篷里再一次见到胡明和刘莉时，他向他们提出了这个设想。因为怕被拒绝，他甚至有些吞吞吐吐，低着头不看对方的眼睛。
他没有想到，刘莉居然一下子跪在了地上。他手足无措起来，嘴里嘟囔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来。
反倒是一直沉默、从不肯接受任何帮助的胡明这一次拍板答应了。他淡淡地对刘家琨说：除了女儿，其他东西“都是身外之物”。
“如果做成一个大的，就成了国家工程了。咱就修一个小的，让大家都来关注普通人的生命”
自从答应让刘家琨替女儿修建纪念馆后，整理女儿遗物就成了刘莉最主要的生活内容。3个月后，当地一名记者来到她位于都江堰市一座楼房3层的家里时，这个40岁的下岗女工，正一样一样仔细清点着女儿留下的东西。
有些从小就保存着，另一些则是地震后从废墟里挖出来的。所有这些，都被她记录在清单上面。
有时候，她还忍不住写下遗物背后的故事，即使这些故事别人未必在意。比如她记得，其中一支破损的睫毛膏原本是她的，女儿爱臭美，总是拿来打扮。地震前的一个星期六早上，胡慧姗不小心把这支弄坏了，担心挨妈妈骂，但刘莉却拿了一支新的给她。
在一盘磁带后面，她又标注：里面那首“布拉格广场”是女儿自编自导自跳自唱的曲子，“获得全校第一名”，还得到一个乒乓球拍作为奖品。
刘莉同意把这些东西交给刘家琨，并在胡慧姗的纪念馆里陈设出来。刘家琨和他承诺的纪念馆，已经成了这个母亲最大的期待和安慰。
她并不知道，这时候，在成都的刘家琨，正在为这座纪念馆发愁。这毕竟只是一个普通女孩的小小纪念馆，在最开始，这样一座纪念馆，甚至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在胡慧姗所在的都江堰市，刘家琨甚至想不出什么理由来报批一块地。他连试都没试，因为这名建筑设计工作室的老板凭着自己的经验判断，那只会白费力气。
承诺建这座纪念馆，他只用了不到5分钟。但为了这块地，他为难了好几个月。他一边忙活自己的工程，一边发愁，“这个包袱越来越重”，因为不想让胡明和刘莉知道，他甚至不怎么和他们通电话。
终于有一天，刘家琨想到了樊建川。这名商人在成都市大邑县的安仁镇，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博物馆群落，并且正在那里修建地震博物馆。
在即将落成的汶川地震博物馆边上，樊建川为胡慧姗的纪念馆划出一片地。这是一片几年前栽下的小树林。刘家琨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了”。
今年2月13日前后，当刘莉发短信告诉刘家琨自己又怀孕的消息时，胡慧姗纪念馆，刚好也在这块选定的地段上动工了。
材料选的是最普通的砖和水泥。外表则保留了最原始的灰色──只是水泥的颜色，没经过任何处理，仔细看，还能看得出涂抹的痕迹。
“一定要选最朴素的做法。”刘家琨这样解释。他决定把纪念馆的外形设计成帐篷的样子，“就是地震后最常见的那种救灾帐篷”，因为地震后，他一度满眼都是帐篷，相信这形象可以承载一种普遍的记忆。
有的建筑师建议他增添些设计感。但他拒绝了，觉得“那样太表现自我”。尽管建筑师总是容易炫耀技巧，但刘家琨觉得这一次不行，因为他要纪念的人，“本来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民间女孩”。
建筑工人的水平也不高。有一次，照着图纸修起来的地面，居然比图纸要求的低了一半。但刘家琨却挺满足，要知道，最开始拿到图纸的那家施工队嫌“工程又小，要求又多”，没过几天就把图纸退回来了。
刘家琨一开始就想修一个小纪念馆。其中一个理由很现实，他觉得自己“没那么多钱”修建大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向胡慧姗的父母解释时说的。当时，面对不住抽泣的母亲和沉默不语的父亲，他发表了一通演说：“如果做成一个大的，就成了国家工程了。咱就修一个小的，让大家都来关注普通人的生命。”
“给一个人建的一个纪念馆，难道不是最有意义的事吗？”他的结语用了一个反问句。
这个小小的纪念馆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房子太小，钢材和铝管不能批量买，只能一根根定做，结果很多材料别人都没要钱。到最后纪念馆主体建成，刘家琨算了算，花的钱“大概有六七万元，不到10万元”。
尽管造价低，但早在决定修建胡慧姗纪念馆的时候，樊建川就向刘家琨保证过它的“级别”。当时，樊指着旁边花了3000万元修建起来的汶川地震博物馆说，到时候，两个的级别是一样的。
“这里的内容没有悲壮热烈和宏大喧嚣，只是关于一个花季少女的追忆，以及一个悲伤绝望的家庭如何奋力继续生活”
起初，刘家琨并没打算把纪念馆内的墙壁涂成粉色，“我一个大男人，哪里欣赏得了这个”。
但刘莉在电话里定下了这个颜色，原因是“胡慧姗喜欢”。于是，刘家琨就在油漆商人的众多种粉色油漆里，挑中了其中一种“名字很浪漫”的。
出乎意料的是，“外面的静默和里面的娇艳”构成了一种冲突，感染了很多人，连他自己都喜欢上了这种搭配。
事实上，这个50岁出头的男人觉得自己“完全不了解15岁的女孩是什么样子”。他觉得自己有很多年没接触过这个年纪的女孩了──也许从来都没接触过，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男孩和女孩接触是很少的”。
他自称是个生硬的人，“尤其不知道怎么面对女性感情细腻的表达”。他丝毫不清楚一个15岁的女孩会喜欢什么颜色，说什么话，以及怎样表达感情。于是，他找来工作室里最年轻的女实习生，请她帮忙布置。
许多布置是由这个女孩完成的。有一次，她还在胡慧姗的一本字典里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在胡慧姗的名字下面，有人用不同的笔迹写道：“给我你的爱。”她好奇地猜测着这行字背后的故事，但故事已经被主人公带走了。
题写“胡慧姗纪念馆”馆名的是刘莉。为了这几个字，这位母亲练了很多遍。在一本女儿留下的绿格子作业本上，她用圆珠笔、红水笔和粗炭笔足足写了50多遍，每一个部首都反复练习。
一开始，她把落款写成“妈妈刘莉敬题”，然后又改成“妈妈刘莉题”。这个已经开始带点笑容的女人边写边说：“我要把女儿写活了。”
属于胡慧姗的纪念馆建成了，她的父母也正在努力开始新的生活。这对悲伤的夫妻，带上女儿的照片去了云南，那是胡慧姗生前最想去的地方。
去年9月，他们将女儿的骨灰埋葬在集体公墓里，紧靠着她的同学们。那一天，刘莉穿上了女儿以前最喜欢自己穿的衣服。她对着胡慧姗的照片说：“上帝保佑你再投胎到我肚子里，我一定把你生得长命百岁。”
怀孕那天，刘莉激动不已。她高兴地对丈夫说：“终于怀上了，要养胖点。”而一向沉默的胡明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尽管还从未到过胡慧姗纪念馆，刘莉却参与了纪念馆的许多布置。馆门外要栽一棵树，她选择了金桂，因为花虽然开得小，但挺“茂盛”，很像自己的女儿。而且，她觉得“这说明胡慧姗在我们心里是很‘金贵’的”。
每个人对纪念馆都有不同的理解。刘家琨的很多朋友，也加入到这场纪念中来。一位雕塑家决定，将刘莉保存下来的女儿的一颗乳牙做成雕塑。画家何多苓画了一幅画，他在一张巨大的白色画纸上，用铅笔为胡慧姗画了一幅素描头像。他觉得，这个巨大的留白，很符合这座纪念馆的调子。
诗人翟永明也听说了这件事，特意打来电话征求意见，她要写一首关于胡慧姗和这个纪念馆的诗，希望在里面提到刘家琨的名字。后来，女诗人的手抄诗稿贴在了纪念馆的墙上。她用有些潦草的字迹写道：
但愿我从未出生
从未被纪念
从未被母亲抱在怀里
刘家琨觉得，这是整座纪念馆里，“最愤怒”的一件展品。在一本介绍纪念馆的小册子里，他这样描述这个小小空间：“这里的内容没有悲壮热烈和宏大喧嚣，只是关于一个花季少女的追忆，以及一个悲伤绝望的家庭如何奋力继续生活。”
在以前的灾难中，死掉的人常常只是个名字，或者是个数字，但胡慧姗纪念馆建成后，他觉得“就好像走进了这个名字”
如果不经指点，掩映在小树丛里的胡慧姗纪念馆，很不容易被人发现。
在纪念馆的左方，是著名的汶川地震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地震名人”的各种纪念物。它的右方，有一个“文革”题材的博物馆。往前走不远，还能看见一系列抗战主题博物馆。而由官方出资的一座巨大的地震纪念馆，据说也正在规划，即将在这附近动工。
与这些存放着关于国家、民族历史记录的巨大建筑相比，胡慧姗的纪念馆悄悄躲在一旁，既不宏伟，也不复杂，甚至显得有点寒酸。但刘家琨觉得，这无疑是他设计过的最有意义的作品。
此前，这位小有名气的设计师，作品主要是设计文化博物馆，或者办公室，全部是受委托的作品，由别人出钱修建。
但这个自己出钱修建的小小纪念馆却不同，因为这一次，是他的“个人叙事”。他觉得，这个设计的意义，超越建筑之外。
尽管他表示，最初修建纪念馆的原因，只是为了完成胡慧姗父母的一个心愿。但当一个法国记者问他：你知道这是个象征吗？他的回答是：我知道，现在它成了一个象征。
“为一个小女孩修的纪念馆，是超越这个小女孩本身的，”刘家琨说，他已经意识到，“这也是为纪念和尊重所有的普通生命。”
在以前的灾难中，死掉的人常常只是个名字，或者是个数字。但胡慧姗纪念馆建成后，他觉得“就好像走进了这个名字”。
虽然他对这个名字背后的女孩并不真正熟悉。有时候，他会用“小女孩”来代替这个名字。他看过胡慧姗的照片，唯一的印象就是“还比较好看”。但对她的性格，他只能转述刘莉说过的“阳光、孝顺、聪明”这些笼统的概括。
不过，当他看着她的遗物一件件排开时，仍然感受到了一个“具体”的生命。
作为设计者，他并不否认，别人来看这个纪念馆，并不一定是为了“平凡女孩”胡慧姗。
熟悉的朋友看过纪念馆，很少会对他评价什么。偶尔会有人在离开之后，发来短信说“很感动”。他认为，这是一种“朋友间的默契”。
但宏大和喧嚣还是找上了这座小小的纪念馆。很多人来过之后，并没有对胡慧姗留下什么印象。相反，他们来问纪念馆的设计者：“这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深意？”
“没有什么深意。”刘家琨就这样回答。
不过，尽管一直在强调修建胡慧姗纪念馆的用意很单纯，刘家琨还是发现，这座为纪念一个普通女孩而修建的建筑，无可避免地被许多人作了更多的解读和引申。
甚至，他的一些朋友和支持者，也会发表这样的观点。而找上门来的记者们，则更加直接地问他这个问题。
他回应道：“我不讨厌象征，但我讨厌宏大的、政治性的象征。我觉得这个纪念馆是对个体生命的象征，而生命是超越政治的。”
“那些用政治来解读的人，对个体生命同样是不够尊重的，因为他们必须在个体生命之外添上其他的东西。”他皱着眉头说道。他一直认为，那些过度强调个体生命的政治意义的人，和那些把个体生命当做数字而漠视的人，背后有同样的逻辑，“只不过是一条绳子的两端”。
而这一切，和15岁的遇难少女胡慧姗，和为她而建起的纪念馆，根本没什么关系。至少，刘家琨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尚未对公众开放，胡慧姗纪念馆的铁门总是锁着。
大多数时候，这个女孩的故事还被定格在门内的粉红色寂静里，只有当慕名而来的人找到管理员，打开锁，才能得到短暂的展示。
刘莉一直在等待纪念馆开馆。在家里，她也一直保持着女儿房间的原貌。有时候，她会在电话里告诉别人，现在这个孩子在肚子里也挺调皮，动得挺厉害，像胡慧姗当年一样。她决定，如果生个女儿，依然叫胡慧姗。
但这位母亲并不知道还要等多久。由于缺少通风，几天阴雨过后，7月3日这天，前来整修的工作人员打开纪念馆的铁门，发现陈列在其中的有些物品已经有点发霉。胡慧姗的英语等级证书上，字迹已开始变得模糊。摆放在书桌上的书本和笔记本，纸张已经变软、发潮，而那件白色跆拳道练习服，和蓝黑色的耐克双肩背包，都散发着潮湿的腐气。
不过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关于这个纪念馆的消息和照片已经开始流传开来。在这流传过程中，设计者刘家琨的一句话被一次一次地引用：“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