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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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天文学奠基人

高鲁:让天文回归科学

本报记者 林天宏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7-08    [打印] [关闭]

    

    高鲁(1877~1947)字曙青,号叔钦,福建长乐人,天文学家,民国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

    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理应记下这段饶有意味的对话。对话的时间是1915年,对话的一方,是时任民国中央观象台台长、天文学家高鲁,另一方是个不知名的“说客”,他来自筹安会——一个袁世凯为了称帝而成立的组织。

    来人问:“听闻最近天空中出现了帝星,有这回事吗?”高鲁答:“我不知道什么叫帝星。”来人又说:“五星联珠,这是吉兆,您应该顺应天象,上书劝袁公正位才是。”高鲁又答:“这样的天象,是可以通过预测计算出来的,我不知道这和吉兆有什么关系。”来人只得怏怏而去。

    这段对话,仿佛是天文学在这个古老帝国中地位的缩影。正如中央观象台的前身叫做“皇家钦天监”一样,数千年来,天文观测主要是为了给皇家统治正名与造势,而并非科学研究。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望远镜在明末就已传入中国,但清代所制的众多天文仪器,却无一装备这个功能。

    不过,自从通晓天文的高鲁担任中央观象台台长后,这个学科逐渐“洗脱了原本的政治性和神秘性”,开始了它现代化的历程。这个历程从阳历纪年开始。1912年,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晚,就采纳了高鲁的建议,签署了立法改革的《改用阳历令》,替中国翻开了阳历纪年的第一页。

    新历法的编制,正是在高鲁手中完成的。他和他的助手们依照公历按月编排,每日下面载昼夜长短,注明二十四节气和纪念日等。他还以中央观象台台长的名义告知全国,中央观象台愿无条件为国民服务,帮助每个人将生日从农历换算成公历。

    当然,早已习惯农历纪年的中国人,对这种全新的纪年方式,表现出了某种陌生和抗拒,应者寥寥。这一年,正值高鲁母亲霁云楼的七十寿辰,高鲁只得请求母亲将生日换算成公历,以示对儿子推行公历的支持。老太太欣然同意,并捐款作为天文学基金。

    可更不顺心的事还在后面。此时,偌大的中国,却没有一处国人自己搭建的现代天文台。

    1913年10月,日本召开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身为中国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竟未被邀请,相反,上海徐家汇观象台的台长——英国人劳积勋,被邀请代表中国出席。

    这被高鲁视作中国人的“耻辱”。他开始积极筹划在南京建一座大型的天文台。经过多方调查,他把地址定在紫金山第一峰——北高峰上。高鲁和助手爬上这座山峰,亲手测量了这里的经纬度——“东经118度49分,北纬32度02分”。1934年8月,这座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具有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天文台,终于耸立在南京紫金山巅。

    这座天文台的建成,轰动了国际天文学界。中国的现代天文学也就此开始了现代化的观测历程,许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都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不过,对于高鲁而言,这座天文台就如同他的一个“难产的婴儿”。在战乱频繁的艰难岁月里,它曾6次停工,每次都是高鲁上下奔走,磨尽嘴皮,才为天文台筹来了数十万元款项。

    根据旁人的回忆,这个福建人除了痴迷天文,再无其他任何爱好,就连家中的几案陈设、书房字画,以至庭院的草圃石径,都是用各种星象图装饰而成。

    在10多年的天文台建设中,高鲁一度经手数十万元的巨款,却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好处。他一直保留着书生的脾性,印章上也刻着“清白”二字,放在案头作为座右铭。1947年,高鲁因肺炎在福州病逝,临终时甚至到了“典当房屋、衣物”的地步,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

    即便是这样,他也念念不忘自己的天文事业。高鲁的孙子高三沪向记者回忆说:“祖父逝世前的最后一天早上,还让我扶他到天井中。他抬头看天象,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便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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