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大爱深深影响他的学生
“老先生已经走了，大家到了这个年龄，要多保重啊！”一位眼圈通红的长者对同伴说。
这行人是北京大学79级东语系研究生，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弟子，他们今天结伴前来悼念。
那位眼圈通红的长者名叫王邦维，现已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他是季老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昨天在第一时间得知季老去世的消息后，他写下了1000多字的悼文：
“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讲的太多，很重要，但我觉得也许还不是最重要。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年轻的学生，是我体会最深的……几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问我的，主要还是外面世界学术的新动态。本来计划在这个月末去看他，正好告诉他一些新的消息，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研究，我们的几位研究生最近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真让我追悔莫及。”
季羡林先生的大爱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季老门下弟子，北大79级研究生段琴说：“季老对我们的影响其实都是在平时的点滴生活中，像涓涓细流一样。”在段琴看来，季羡林先生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勤奋”与“谦和”——这两点，也是众多季老门下弟子共同的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宝生在1960年成为季羡林先生的学生。当时，北大在解放后首次开梵文、巴利文班。5年中，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从头教到尾，没有别的老师替换。但在黄宝生的记忆里，季老每堂课都教得非常认真。
“我觉得，季老一生始终把做学问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黄宝生说，从求学时代，到北大工作的时代都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季老的名气大了，社会活动多了，但他始终坚持写文章。写作是他生命的支撑点，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变过。即使各种事务缠身，他也一直钟情于学术。
北大79级研究生、北大南亚研究所退休人员葛维钧，现在也已是头发花白、脊背微驼的老人了。他说，北大人都知道，季老在住院前，他们家的灯总是亮得最早的。每天早上4点，他便准时起床看书著文，从不间断。
葛维钧始终难忘恩师的教诲：“一个人在学术上要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点：天赋、机遇和勤奋。”他曾亲眼见到，季老80多岁时，为了搞研究，每天从家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家，两点一线奔波坚持了两年。
“如果按照标准的说法，我不是季羡林先生的学生，但如果从精神传承的角度来看，我可以说是季老弟子。因为从跟他的交往，我得到了他治学处世中的精髓，学会了如何认识我自己。”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流露出对季老的无限怀念。
有个季老替新报到的大学生看行李的故事被广泛流传，但很多人都不太相信，当时身为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会在烈日下，为马路边素不相识的无名后生看管两个小时的行李。“这绝对是真实的，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事儿，是当事人亲口告诉我的。”唐师曾说。
葛维钧老人回忆起恩师慈祥的模样，心里便感觉到温暖。2003年的一天，他带着一个30多岁的出版社女编辑去季老家拜访，刚坐下来说了一会儿话，季老就很抱歉地说：“对不起，现在我站不起来了。”在季老的观念里，凡有客人来拜访，不管是年轻人或是长者，都要起身迎接，走时，也要亲自送出门外。
“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伽没什么特殊。”唐师曾说，现在他脑海里浮现的都是1979年见到季老的印象——白天推车出门上班，晚上把自行车停在屋子里，“你怎么能想象一个大师就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