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远去：一个社会内心的焦虑与纠结
至少从国内几大商业门户网站上看是这样。自从7月11日以来，这些网站就把这消息放在最显著的头条位置。超过了乌鲁木齐的局势、上海的倒楼事件以及各种政策法规的出台等等。各家报纸也都辟出若干版面，来登载大师季羡林生前的音容笑貌。
众多中央领导人纷纷转达深切的哀悼。而灵堂外，前来吊唁的民众排出了蜿蜒的百米长队，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见过这位老人，也未与他有过接触。还有不少人，通过媒体或博客，翻检出他们从老人那里得来的签名、题字或与老人的合影，追忆与他的哪怕仅仅一面之缘。
其实，正如他的弟子所承认，人们大多对这位老人冷僻的学术领域根本没有真正的体认，但这并不妨碍媒体在老人身后掀起一场“解读大师”的热潮。他的成长经历、治学之道、学术成果、生平爱好，甚至他的异国恋情，都以通俗的方式一一罗列。与文化界沾边或不沾边的人士，也都在这个悲伤时刻来述说自己对于大师的理解。
对于这位老人的离去，这个被公认为大师稀缺的社会，从上至下给了他一场郑重其事、无比隆重的送别仪式。尽管这样一种说法未必经得起推敲，但许多人仍倾向于认为，季羡林是“最后的大师”，中国“从此再没有大师”。
这是一场持续着的凋零过程。仅这个7月，除了季羡林的辞世，93岁的知名哲学家、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也在11日永远地离开。12日，当人们还沉浸在两位大家辞世带来的震动中，八宝山的礼堂里，已经开始举行另一位95岁老人的追悼仪式，那是有着中国话剧界“活化石”之称的欧阳山尊。
“季羡林带着老知识分子的背影远去”、“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媒体上这样的表述传达出某种怅然和悲凉。许多人向来将季羡林和任继愈这样的老先生，看作中国文脉为数不多的传承与接续者。学者谢志浩更将季羡林视作“中国百年学术地图第三代学者的重镇”。
在上个世纪的文化和学术谱系中，当这位出生于清末的农家子弟1930年入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时，传授学业的是吴宓、叶公超等大家。虽然国学院四导师中王国维其时已然自沉，梁启超也已辞世，但人文传统依旧丰沛。正是在陈寅恪的课堂上，这位年轻人喜欢上了梵文，为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找寻到了最初的方向。几年以后，同样来自山东的小康人家子弟任继愈，乱世之中在西南联大用心攻读中国佛教史和哲学史，为他传道授业的是汤用彤和贺麟。
如今，当两位老人的履历再次被翻检时，人们从中依稀瞥见一个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
这一年代，在几经政治和社会动荡之后，渐渐离我们远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燕园里还能看到那些留存下来的、可被尊称为“先生”的大家。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老先生们校园漫步的景象：“王力先生戴着厚厚的像啤酒瓶底的眼镜，睿智的脑门油亮亮地走在路上，笑眯眯的；宗白华先生是一个长的小小的老头儿，身材不高，走路很慢，似乎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季先生的样子，则是骑着一辆自行车，车骑得飞快，个子高，人瘦，风风火火的。”
在冯友兰、朱光潜、王力、陈岱孙等人面前，季羡林自居“晚辈”。学者钱文忠曾目睹这位老人年近80岁时去给这几位老先生拜年的情景，据说他每到一家，都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
尽管季羡林生前不止一次说过：“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但在他身后，许多人还是毫不犹豫照旧冠之以“国学大师”的名号。
也许这样一种说法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社会心态：“如果季先生都不算大师，那么我们还有大师吗？”
“大师”身上种种珍稀的品质又一次为人们津津乐道。弟子晚辈们追述两位大家如何勤勉为学，干净做人。
这些追述让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推开朗润园一间公寓的木门进去，季羡林正埋坐在一人多高的资料堆中做学问。据说，他在80多岁时开始撰写《糖史》，“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人们也知道了，任继愈以耄耋之年，在视力也只有约0．1的情况下，每天凌晨4点起床，从事《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躺在病床上，神志不太清楚了，“还是不断在谈工作，说《大藏经》的事情”。
“他们做学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他们生活本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说，“在这个喧嚣、热闹、浮躁的周围世界里，他们的离去使我感到很悲凉。”
这个7月已然充斥着这种浮躁和喧嚣。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和广州体院的校园里，传出了有教授甚至校长学术不端的消息。中国科协也发布了调查报告，称近半数科技人员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过半数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而相当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对此持宽容态度。
这些消息就混杂在两位老人辞世的报道、评论和哀思之中。一则评论说：“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不过，这些纷扰已经与两位老人没有关系了。他们匆匆地走了。季羡林先生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言，而任继愈先生，生前则交待过，不出全集、不过生日、过世后不进行很隆重的告别仪式。
只是他们的离去，注定要又一次触痛社会的神经。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这些蜂拥在媒体上的种种声音，无非是在大师远去的时代，一个社会内心的焦虑与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