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边城康定唱一首文化情歌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藏区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描写的虽然是历史上藏区从“改土归流”到民国抗战，以及西康建省的社会变革与进程，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意味。作者血脉里流淌着藏族血统、在具藏、汉、回文化氛围的交汇地康定长大。数十年藏区生活与思考，三年闭关写作，《康巴》一问世，便被评论家定义为“文化主义”小说。与阿来同样以藏区生存状态为叙述对象的《尘埃落定》所不同的是，《康巴》更关注文化历史上的相生相容。作者达真试图将一块特定的土地上藏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相处的历程，构建起一个“交融与和谐”的宏大主题。
土司云登格龙、商人尔金呷、还有回族汉子郑云龙，汇聚了不同的家世、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也汇聚着有如宿命般的爱恨情仇。而在书中被反复提及的那首《康定情歌》，被主人公云登的女儿唱到了日本、英国、法国，在作者的笔下成为别具深意的一种象征，因为它包融了汉歌和藏歌的旋律，也包融了回族“花儿”的韵味，甚至包融了西洋音乐的余韵。《康定情歌》和康定这个边城一样，成为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样板。
在历史上，康定是一个藏、汉、回等民族共同生活的杂居地。1928年民国政府官方公布的经济年报中，上海、武汉、康定同为全国三大商埠。从这里延伸出去的茶马古道，串缀了沿途汉、藏、羌、回、纳西等20多个民族的交流、融合。在康定，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万神聚会、旧中国天主教八大教区之一的真元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中国内地儒释道各家的关帝庙、观音阁、通元宫，林林总总，齐聚在同一片天空下，数百年间在这里友好相处，不起纷争。这里并非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它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之中。
达真说，“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不同的文化和观念，影响和造就我学会以多元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极大地避免了用单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到今日，一个开放的中国印证了这一环境对我的给予，能站在开放、多元的高度上去看世界不同文化的发展、退缩、困惑、重新寻找。”因此，他追问自己，康巴是因神奇在制造传奇，还是“伏藏”着和谐的风向标？在小说《康巴》一书的“后记”中，作者将他的追问，扩展到了中国历史的大层面：“历史教科书是培养和铸造年轻国民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认同的基石，是学习各民族起源、信仰、历史疆域和民族空间等知识的魂魄。从小培养国民认识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而引起认同和激动，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对国民的影响深远，应从孩子抓起。”
《康巴》
达真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