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别让阅读快餐取代了正宴
“阅读让我明确了生活的意义，赋予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对世界充满了热情与想像。它为我开启了一扇窗子，让我了解到耳目所及以外的人与事、物与象，同时也让我对日常生活有了更深的体会。”汪剑钊除了那些专业性特别强的理工类书籍外，几乎什么书都看，当然，涉猎最多的还是文史哲。此外，汪剑钊还特别渴望从宗教类书籍中找到生活谜团的答案。
在汪剑钊看来，阅读跟个人习惯、兴趣有密切关系，并不存在东方与西方的差别。同属中国人的两个读者和同属美国人的两个读者，其间差异可能并不比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小。当然，某种来自母语的痕迹和影响可能还是存在，但它们不对阅读起决定性的作用。汪剑钊很在乎一本书在语言上的吸引力。他认为一本书的语言如果佶屈聱牙，即使内容再好，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在解决了语言问题后，阅读者才会关注作品的内容，即从“怎么讲”转到“讲什么”上来。
随着阅历增加，汪剑钊的阅读重点也发生了转移，即使面对同一本书，关注点和以前阅读时也不一样了。在最初阅读《复活》时，对托尔斯泰在书中的思想阐发部分，他通常就是跳过去不读，更多地关注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命运等。在获知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曾经诱奸过的姑妈家的养女兼婢女卡秋莎沦为妓女并陷身命案后，当时的汪剑钊急于知道聂赫留朵夫会怎么办、他四处奔走营救的结果是什么……因此，似乎无暇去关注和领悟书中托尔斯泰那些关于人情世态的思考、对人性的剖析。而如今重读，汪剑钊重视的恰是以前忽略的这些所谓的“说教”。在他看来，《复活》的最大成就在于鲜明地体现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作者在书中扮演了农民精神导师的角色，让聂赫留朵夫看清楚了上流社会的肮脏和生活的腐朽。在汪剑钊眼里，这部分说教正是需要给予充分注意的重点所在，它们是作品的有机组成。
作为评论家，汪剑钊认为，“评论家”的意识在阅读时是最要不得的。“沿循惯性，评论家就会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对阅读对象给予评判，而通常这种评判会是一种无效的误读或曲解。”面对任何一本书，汪剑钊都竭力让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进入，“最多是一个有经验的普通读者”。这种意识让汪剑钊对作品抱有一种“同情”的亲近，使他能直接感受到作品的体温。
经常与大学生、研究生接触，汪剑钊认为当代青年的阅读状况不容乐观。让他最担忧的是，青年读者有意无意地拒绝经典著作而选择了快餐式读物，动漫式的阅读甚至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读图”过多地面对直观图像所滋生的惰性，导致了想象力的普遍衰退。汪剑钊认为，可以适当地读一些休闲的、轻松的读物，但不能一味地沉湎于那些读物，毕竟，快餐不可能取代正宴。至于像《复活》等许多经典著作，是青年人必须要沉下心去阅读的。此外，他还建议年轻人多读点诗歌，“在诗歌中有着我们作为人的全部追求和意义”。
专栏主持:燕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