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前后30年”
纪念新中国成立60年要面对前后30年一些有差别甚至“对立”的地方，这是一个“敏感”问题，更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用我们共同的智慧把这个“疙瘩”解开，纪念也好、庆祝也好，其意义都将大打折扣。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有两个不甚阳光的倾向：一是没利用充分的史料将道理说透，比如谈到小岗村大包干“一包就灵”，本应触及此前生产关系的变革甚至人民公社制度，但很多纪念文章在制度层面并不探源。二是有媒体为了凸显后30年的成就之大，便把前30年描写得多么落后、贫穷、封闭。
两种倾向主要是整个社会还没有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一些顽固的错误观念主导着我们的大脑。新中国60年的历史当然是不可分割的，但将其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来审视，却需要足够的辩证智慧。
《邓小平文选》对“前后30年”就有几个中肯评价。第一句是：“（建国后前30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第二句是：“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第三句是：“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这三句话既符合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前与后”作为一体存在的纽带与逻辑。中央领导在多种场合的讲话中，基本延续了类似立场。十七大报告等重要文献一再申明，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有对两种社会发展理念有清楚的洞察，才能对相关论断有深刻的理解。
任何时代都不可能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唯有准确地总结成就与经验，才能发展壮大。有专家以辩证法的思维非常明晰地指出：前“30年”为后“30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的历史延续，不是简单的直线延续，而是校正方向、创新性发展的延续。这些分析是直面“敏感”的前后30年作出深刻考察的成果。只要实事求是地坚持辩证法的科学分析，就能正确认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前后30年”。
我们要防止两个“30年”互相否定，更要防止两个30年在我们的“潜意识”里生生地被割裂开来——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变化、丰富的概念，一旦脱离了整体意识、脱离了辩证法，就容易发生错误的“互相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