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诺贝尔奖设历史学奖，那非清史工程莫属”
“我有大事要办。像米这种低档次的人，跟他说什么呢？”12日，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里，成崇德丝毫不掩饰自己不屑的神情。
他要办的“大事”，便是清史纂修工程。这项工程由中央领导亲自批示，在2002年立项，2003年正式启动，国家财政拨款达数亿元。国家清史编纂领导小组的成员，来自14个部委。
尽管声名不如“夏商周断代工程”那样显赫，但低调的清史工程，规模远超前者，堪称中国目前最庞大的一项文化工程。
作为主持这项工程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成崇德称自己“很忙”，不断地“忙着在外面开会、审稿”。
他原本不打算回应。米辰峰在网上贴出举报材料后，成崇德接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现任所长黄兴涛的电话。“开玩笑，他举报我什么？”他对黄所长说。
当人大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打来电话，希望成崇德就此事“表态”时，“我告诉他，举报纯属无稽之谈，可笑！”成崇德提高音调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不过，第二天他还是通过新语丝网站“表了个态”，发表了三点声明。
“就是在这个办公室回复的，写得很急忙，但表达了我的想法。”他指着电脑说。成崇德的办公室位于北京中关村苏州街繁华地段的神州数码大厦里。为了给清史编纂委员会提供一个办公场所，财政部出资买下了这座大厦里的上下8层楼。据悉，买楼的资金尚不包含在数亿元的工程拨款里。
1 本报报道举报事件后，中国人民大学希望历史学院说明情况，毕竟这涉及学校形象，也涉及清史工程这一国家项目。历史学院的院长和书记则希望成崇德“及时给媒体、学校和米辰峰一个答复”。
于是，成崇德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大事”，来回应“米的那些小儿科的问题”。
米辰峰质疑，1995年至1998年期间，成崇德既担任清史所所长，又在清史所攻读博士学位，属于“自封博士”。
对此成崇德解释道，在自己被正式任命为清史所所长的1994年，教育部曾发出通知，要求高校里的骨干教师提高学术水平，“在学历上也要上一个档次”，人大校内也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因此他选择了在本单位在职读博士，这样既不耽误清史所的工作，也可以跟着“所里国内一流的导师”。当年人大像他这样的在职读博士，成崇德表示，“至少有20到30个”。
米辰峰则无法接受成的解释。“所长和本单位普通教师完全不一样，作为最高行政领导，他在本单位享有特权。”他提醒记者，这是一个“常识”。
但成崇德对记者声明：“1995年我报考博士研究生时，整个招生考试录取过程严格遵循回避原则。当年博士生入学考试的所有组织工作由副所长黄爱平教授主持，本人并未与闻其事。”他强调，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坐在教室里参加了考试。
对14年前的事，黄爱平表示“具体已记不清楚”，但她可以肯定，“当时学校规定是什么程序，就按什么程序走的”。
米辰峰接下来质疑的是，在选导师时，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成崇德，为何不选本单位的古代史博士生导师王思治教授和大名鼎鼎的戴逸教授，而选择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李文海教授。李时任人民大学校长，米辰峰怀疑，成所长看重的可能是李教授的校长身份。
成崇德的解释是，自己长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而短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历史学研究不允许你只会这个不会那个”，选择李校长做导师，就是想通过博士阶段的学习来“补短”。在他看来，“李老师不是只当校长，他的学术也是极强的”。
“可是他‘补短’的效果达到了吗？为什么补了3年，最后出来的论文里没写一句近现代史的内容，甚至连嘉靖道光都没提？”米辰峰回应道。在他看来，成崇德“补短”的说法，纯属“诡辩”。
成崇德告诉记者，当时戴逸教授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课题，自己的博士论文作为课题成果的一部分，所以写的都是古代史的内容。而这些研究内容是他与导师李文海教授商量后确定的。“李老师说，没问题，都是历史学范围的。”成崇德回忆道。
至于米辰峰所指出的博士论文中存在一些待补的空白处，以及多处标点、注释、病句和错别字等方面的明显错误，成崇德解释说，这是由于当年电脑不发达，找外面的人打印时，有所疏忽，“打完了校对，校对完了再去打，打完了发现跟改的又不一样，到了答辩的时候，就只能这样了”。
尽管主持清史工程日常工作的资质遭到米辰峰的质疑，成崇德对此并不以为意。他声称，米的水平“可能得让我的学生的学生给他上课”。至于他发表了多少论文，也不愿意跟米来讨论，因为米“对中国边疆史地等学术问题的基本常识含混不清”。在成崇德眼里，米辰峰是“小儿科、低档次”，而自己干的是“国家的大事”。
2 清史工程这件“国家的大事”，据信，已将相关研究领域里“有时间、有精力、身体好的（学者），全都一网打尽”。
这项预计耗时10年的文化工程，有200多个课题组，由200多位院士、一级教授和二级教授担纳主持人，每个课题组的经费至少有三四十万元。
由于课题经费归财政部直接管理，成崇德表示不便透露课题组发放经费和津贴的情况。但有参与者透露，该工程的课题经费和津贴，是人文社科领域迄今为止最为优厚的。
如此优厚的待遇，甚至让一些一开始对清史工程持反对立场的人，最后都加入了进来。
目前，参与该工程的中外学者，已达1000多人。6年多以来，送到成崇德手中的稿子，已近2000万字。提到已经整理出的《李鸿章全集》、《康有为全集》和《张之洞全集》，成崇德自己忍不住感叹道：“这太厉害了！”
然而这项“厉害”的工程，从一开始就遭到国际和国内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的质疑。有人担心这部“官修史书”能否成为一部信史。这在成崇德看来，纯属多余，因为“成果都还没出来”，信不信无从说起，更何况“国家的需要就是人民的需要”。“要质疑，也等我们修出来，看到具体的成果再质疑。”他一脸自信地说。
也有人担心学者们拿着如此优厚的课题经费，是否还能保持学术的锐气和独立操守。成崇德则回应称，国家并没有给历史学者设禁区。而解决学术争议的办法，早在2002年已立下规矩。国家清史编纂领导小组的领导在启动仪式上表示，领导小组只是管钱，提供后勤服务，戴逸教授是清史研究的旗帜，如学术上有争议，最后由戴教授定夺。
尽管14个部委对清史工程的全力支持，令成崇德满意，但他忍不住还是为参与的学者们叫苦，认为给参与清史课题研究的学者们的钱，“并不多”。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因为“一心一意”做清史工程，他本人从2002年到现在只发表了几篇论文，既没有其他的课题费，也没时间想职称晋升的事情。他认为，很多人跟自己一样，为给国家修清史，影响了晋升。
“把一辈子的东西留下来给国家作为文化遗产，给他们30万~40万元的经费，你觉得多吗？”这位分管课题项目的清史工程副主任反问记者。
成崇德表示，参与清史工程的学者要像司马迁、班固、宋濂那样，“坐十年冷板凳”。不过多位受访者向记者表示，在目前的人文社科领域里，“清史工程是最肥的一块肉，没有课题经费比这个更多的了”。
尽管正遭到同事的质疑，但眼下也有让成崇德“一想起来就觉得安慰”的事情。一个多月以前，俄罗斯科学院一位院士前来考察交流时对他感叹：“如果诺贝尔奖设历史学奖，那非清史工程莫属。”
而成崇德也乐于把这分安慰，与自己的领导共同分享。“我认为，在纪宝成校长和程天权书记领导期间，人大的教学科研管理非常严格，学校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清史工程运转正常。”他郑重嘱咐记者，“这句话一定要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