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我送你回家
实习生 杨洋摄
两张照片上显然是一个人，一个看上去五六岁的男孩儿：只不过一个身穿绿色T恤衫，坐在沙发上，另一个换上了黄色外套，站在墙角里。
但照片上的署名却不相同——分别是吴志坚和甘朝林。在过去的10多年里，这两个身份，却分别存在于人们的印象里。
前者生活在福建仙游，是个父母眼中“懂事而又机灵”的大男生。今年22岁的吴志坚还喜欢打篮球。千里之外的重庆市江津，有关甘朝林的记忆停滞在16年前。那一年，林林在跟随父母打工的途中走失，从此再也没有音讯。
这天下午，张志伟打开电脑，指着这两张照片唏嘘不已。其中一张快照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左下角还沾上了纯蓝色墨水。
正是通过他所在的“宝贝回家寻子网”，两个听起来毫不相关的名字重叠成为一个人。今年6月16日，吴志坚在养母的陪同下，远赴重庆和亲生父母见面。
这家民间网站成立于两年前，以帮助寻找失踪儿童为主旨。作为法律顾问，张志伟主要负责为失踪儿童家长做法律咨询。
“寻找失踪儿童，不是公安局的事情吗？跟你一个律师有什么关系？”不少人问。
“哎呀，要做的事情多了！假设你孩子丢了，第一步你会想到什么？”张志伟反问道，“报案对吗？可是公安局一般都不会立案，有些人会说孩子是不是出去玩了，你要不要再找找？过了明天再说，但往往就是这最初的24小时内，是打击人贩子最为关键的时刻，这时你该怎么办？”
他是法官出身，深感警察和民众之间沟通不畅。很多家长对公安局不立案很不满，但根据法律条文，立案确实需要复杂的程序，而且，失踪类案件破案率很低，很多派出所不愿意为此破坏自己的业绩。另一方面，公安虽然再三强调大家不要静坐闹事，但很多例子似乎表明，不少家长正是由于不断上访问题才得到了重视。
“对于这种事情，我一般都会极力劝阻！”张志伟很是严肃。
“你不还是要借助公安局的力量寻找自己的孩子吗？既然这样就不要再和这个体制对抗了，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好处。”他一般这样劝说。
为此，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中间人”。这位自称介于理性和感性之间的男人，一方面有过5年的基层刑事法官的经历，能够理解警察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愿意站在家长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今，公安部打拐办都会时不时地邀请张志伟在内的志愿者，共同探讨失踪儿童的问题。这些官员会在他的建议下，“潜伏”在“宝贝回家”的QQ群里，认真倾听家长们的心声。
一个晚上，他刚刚登录QQ，就跳出来数十个对话框。各种各样的求助信息，从全国各地发来。除了失踪孩子的家长，还有一部分来自“宝贝回家”的两万名志愿者：“律师，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每天抱着不同的孩子乞讨，我该不该报警啊？”“我都给公安局的人下跪了，他们还是不立案，我该怎么办？”“我找孩子都找了3年了，一点结果都没有，我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现在想当杨佳的心都有了！”
有时候，同样的问题家长会重复好几次，甚至在得到答复后不久，再来确定一遍。不过，张志伟都会不厌其烦地解释。这个目前还没有孩子的男人表示，自己也有父母，很能理解家长的痛苦。
最令他难忘的是来自深圳的家长彭高峰。去年3月，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男子趁彭高峰不注意，抱起3岁半的儿子彭文乐一路狂奔。后来的监控录像显示，当时孩子拼命挣扎，甚至挣脱到了地上，可惜没有一个行人关心，最后男子一把把乐乐抱起，消失在人海里。
为了寻找儿子，彭高峰可谓想尽一切办法。他甚至在13家网站开通博客，希望以寻子日记的方式获得人们的关注。除此之外，在他经营的小商店上，还立起了“悬赏寻子”的醒目招牌，上面张贴着乐乐的照片，并宣称“寻亲子店，变卖家产，悬赏10万”。
这种坚持让张志伟很是钦佩。坐在办公室里，这位律师坦言，不少父母在寻找了一段时间后，就选择了放弃。他听说过这样的例子，一个走失的孩子被警方解救后，在派出所里再度被拐卖。不过，他的父母在拿了笔赔偿金后，就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张志伟接到一个父亲的电话。对方痛哭流涕地说孩子丢了，说是只要孩子能回来，“搭上性命都无所谓”。结果第二天张志伟帮忙联系了当地警方，这个父亲却担心“动静太大了，领导会不会有意见”？
“我都豁出去了，他还这样！”张志伟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他话锋一转：“等我一觉醒来，还是会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太无助了！”
还有一次，他接到知情人士的举报，说是广西一个农民买卖妇女儿童。向警方报案后，他们在这个农民家中发现了3个被拐卖者，其中一个是来自越南的妇女。
但可惜的是，因为没有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派出所最终还是把两个孩子送回了农民家中。他们的解释是，如果把孩子送进福利院，不仅手续复杂，而且福利院对孩子也很难像养父母那样细致耐心。此外，福利院还有一条涉外领养渠道。“万一被送到国外，他们就更难找到自己的父母了。”警察说。
河南警方倒是抓住了一个人贩子，同样找不到孩子的家人，之后将其安置于福利院。直到当地一家记者，无意将访问福利院的照片上传到“宝贝回家”上时，才被孩子的父亲认出。这时，距离孩子丢失已经半年了。这也成为“宝贝回家”第一个成功的案例。
在张志伟看来，这些悲剧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制度的缺失。这位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决心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动失踪儿童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
今年“两会”期间，他先后联系了两位人大代表，做出了有关失踪儿童的议案。他和另外一名志愿者，还趁着濮存昕签名售书的机会，交给他一份《关于中国失踪儿童问题的分析报告》。
据说，公安部打拐办的负责人评价这份报告“很有思想”并且“很到位”。今年4月9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打击拐卖儿童专项行动，其中不少建议源于张志伟的报告，诸如建立DNA数据库，发A级通缉令追捕人犯等。
如今，张志伟又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流浪乞讨儿童身上。早在5年前，这位兰州铁路中级法院刑事厅的法官，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在当地火车站的流浪儿，在和另外一个小偷抢地盘的过程中，不慎用水果刀将其捅伤。由于医院没有及时治疗，小偷最终死亡。
张志伟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他建议法官对其从轻判决，因为“觉得那个人很可怜，从小就在这里流浪，基本上就靠乞讨和捡垃圾为生”。
但他所建议的审判结果最终被上级法院驳回。对方奇怪地发现，由他起草的判决书“并不像一个法官写的，倒像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写的”。
但他从此开始关注流浪乞讨儿童。在笔记本里，张志伟收藏了很多有关街头乞讨儿童的照片，每一张看起来都触目惊心：有的是一个乞丐长期用铁链拴着一个孩子进行乞讨，有的是孩子四肢悬空，全身用牙咬紧三脚架旋转不停，以此吸引路人进行施舍，还有的即使在冬天也在雪地里，一个人在垃圾堆里扒食。
“下次看到这样的情况，你就可以报警！”张志伟建议。他随即举出了一连串的法律条文，表示即使是亲生父母这样做，只要是符合“利用他人乞讨”，就属于违法行为。
在他的建议下，“宝贝回家”已经开展了数次解救流浪乞讨儿童的行动。不过他也承认，这其中属于拐卖儿童的比例并不高，大多数属于亲生父母把孩子租赁给别人的情况。据说，租赁方只需要一年给孩子的父母不到1000元的租金，就可以换来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收入。
5月31日，“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在北京王府井地区解救了一个乞讨儿童。但没过多久，志愿者又在西客站发现了这个孩子的身影。一经调查，原来是他的父母又把他给送来了。
“这里面的社会问题太多了！”这个32岁的男人感叹道。
这份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一共记录了3000多条寻子信息，目前只解决了4条。剩下的人，最小的是去年3月出生的山东男孩许志伟，失踪那天他才两个月大。而年纪最大的生于1973年，今年已经36岁了。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字，我国每年失踪儿童的数量在2000~2500例。而联合国大湄公河反拐组织的记录显示，全球被拐卖人口大约250万，其中一半是儿童，亚太地区属于重灾区。据此，张志伟推断说，中国每年的实际数字应该有10万人。
本来，这位律师可以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和自己的房地产商等客户谈谈股票的。而如今，这份志愿者工作占据了他差不多一半的工作时间。为此，他曾经向其他人抱怨，自己现在“穷得都要靠老婆养活了”。
不过这也只是开玩笑，更多的时候，他愿意向人谈起自己的梦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位从甘肃一个毫不知名的小县城来北京闯荡的男子汉，坚信自己能为改变社会作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我这叫小人物也有大梦想！”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