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旅游改变生活
其实，眼下暗淡的，只是作为商业体系一环的旅游行业。而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旅游却在萧条中愈显弥足珍贵。生活离不开旅游，旅游也改变着生活。一份工作，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保障；一次旅游，则为这份生活寻找意义。只有经历旅游，才能让生活的智慧永不枯竭，才能获得历久、厚重的人生哲学。
人们常说，“旅游是认识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没错，尤其在长途旅游中，人在平时生活里装扮起来的自己，会渐渐显露出来，美的，丑的，善的，恶的。有的旅伴会终生为友，有的则重归陌路。人们不一定想到，旅游也是认识自我的最好方式。脱离了既有的社会网络与文化习惯，完全暴露在陌生环境中，每个人都在差异中寻找着共鸣。无论是差异还是共鸣，都离不开对“自我”的追问：我是谁？
“我是谁”，是无法通过注视镜子里面的自己来解答的。一个婴儿，最初通过家人认识自己。后来，每当一个新的面孔出现在自己面前，他／她会更进一步理解自己的惟一性，对自己的认同便加深一步。依此逻辑，一个人如果认识越多的人，便可以越清楚地对自己进行定义。每当认识了足够多的人之后，人们对自我认同的塑造也就趋于完成了。
但上面的逻辑只适用于一个固定的社会网络，一旦进入全新的文化环境中，那个已经形成的自我，会忽然变得模糊不清起来，需要重新调整。那个已经熟悉的“我”，忽然又变得那么与众不同。
相较于中华文明中对人际伦理与社会规范的看重，西方文明似乎更加关注对生命意义以及个人认同的探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文学史中，最伟大的作品大都与行走有关。从《奥德赛》中奥德赛的归乡之旅，到《神曲》中但丁在地狱里寻找爱的归宿，再到《浮士德》里浮士德跨越时空的旅行，都体现了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取向：将个体从当下抽离，用一段旅程来参透生命的内涵。最终发现，正如荷马所说：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无论是但丁还是浮士德，他们的旅行都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那都是危机与光明交织的时代，价值与信仰受到冲击和质疑的时代。他们穿越时空，看到了未知的世界，发现了真正的自我。其实，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背后，又何尝不是一种相似的价值与信仰的危机呢？在这个大到文化形态、小到言行举止都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究竟还有没有一个独立的、惟一的“我”存在于生活中呢？回答这样的问题，旅游是最好的方式。
当然，我们都不是大人物，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但这并不会因此降低我们身后背包的意义。每一次上路去寻找美好，都是对生活的负责。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长途旅游的话，那么每一次旅游，反而成为一个个驿站，供我们停下来休息，思索，整理背包，也让我们有机会松开紧皱的眉头，展颜微笑。正因如此，我有很多朋友，在他们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要进行一次长途旅游，让自己在繁琐的选择中将心情理顺。
这样的旅游，是对过去的整理、对今天的塑造、对未来的探知。破旧的背包里，藏有多少回忆，从回忆中，重新认识了自己；在行走中，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言语，反映的是今天的自己；在期待中，对明天第一缕阳光的渴望，勾画出即将到来的自己。旅途中的每一座山、每一片水、每一条崎岖不平的路，都是镜子，照射出那一刹那的自我，也照射出了永恒的生活。
这样的旅游关乎金钱，又不关乎金钱。对有些人来说，旅游是有钱时的游戏；而对有些人来说，旅游则是清贫时的快乐。有钱人在旅游中看到的是金字塔、卢浮宫、自由女神；清贫者在旅游中看到的是城郊的溪水、远山的红叶、民居的雕花。金字塔和卢浮宫一天天在破旧，而溪水和红叶却总是清澈、耀眼。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鼓励旅游，对政府来说，是拉动内需的措施；对个人而言，却是生活的组成。在旅游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奥德赛，谱写英雄的旋律；每个人也都是自己的浮士德，拷问内心的价值。在整个世界都变得没有什么不同的时候，一次旅游，或许能让你重新发现，自己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本报记者 李建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