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民主与学者的厚脸皮
其实,现在学界大人物的抄袭案,包括副校长大人黄庆在内,都属于小儿可为的佳作,直接把人家的东西照搬过来,连掩饰的功夫都懒得做。用葛剑雄先生的话来说,这样的抄袭,连中学生都一眼能识别出来。但是,何以查证起来这么难呢?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大人的抄袭,有关部门从2007年查起,到今天也没有结果。西南交大也从2007年查起,总算有了结果,但仍需要两个委员会神情严肃地层层表决。试想,如果表决没有通过,那么是不是这样连中学生都能认证的抄袭,就算拉倒了呢?你还别说,有的学校,还真的就有在表决时一半对一半,学术不端,最后不了了之的事情。
学界现在盛传一个名词,叫学术民主,曾令北大的罗志田教授大惑不解。明明抄了,民主一下,多数说抄了,才是抄了,如果多数不通过,抄了也等于没抄。普天之下,唯有中国才有这样的稀罕事。幸亏表决符合了常识,如果反着,那么人们看到的,就不是一件振奋人心的消息,而又是一个笑话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方面如此慎重地履行民主程序,是因为凡是涉案的大人物,几乎没有认账的。就算被当场拿获,白纸黑字,能抵赖,抵赖;不能抵赖,也抵赖。不是把责任推到学生那里,就是找各种理由,说自己的抄袭,不算抄袭。而且很多学校也为此发明了诸多新名词,诸如“引证不规范”啦,“相似度高”啦,“抄袭常识不算抄”啦。这不,黄副校长大人依然在会上公然抵赖,连连呼冤。即使被人告到法庭上,有办法的人依然可以通过关系,让李鬼打败李逵。
实际上,中国学界学术不端最大的问题,不是抄袭成风,而是学者的厚脸皮。在国外,无论来头有多大,学者一旦被披露有抄袭行为,哪怕只抄了两行,根本用不着什么教授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学术委员会)投票,自己就赶紧夹皮包走人。抵赖,赖着不走,几乎是不可能的。1949年之前,清华大学的教授委员会每年开会,但保存至今的会议记录从来没有处理哪个教授抄袭事件的,如果真的有的话,一经发现,人已经走了,不会给你开会处理的机会。即使抄袭者,那个年代的人,也要脸。断然不会肆无忌惮地抄,被拿住了,还要理直气壮地喊冤,跟被窃的苦主打官司。
学者脸皮太厚,尤其是握有学术大权的学官脸皮厚,是目前学术风气大坏的重要原因。个中的道理是,按目前的制度,学官只要厚着脸皮挺住,多半就没事。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学官手里的权力,从来不是吃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副校长喊冤,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人家抄了没事,为什么我抄就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