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将放宽民营企业投资限制
自此轮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不断有声音指责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和产油国，认为其以高储蓄率和外向型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并引发了此轮危机。
具体而言，低储蓄、过度消费的美国大量进口商品，形成巨额贸易逆差，美元通过贸易渠道流出美国；高储蓄的中国等新兴国家大量出口，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支撑了美国政府和居民的高负债消费。不均衡的世界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
为此，他们给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有两个，一是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的贡献率，降低过高的储蓄率；一是人民币升值和开放资本市场。但周小川认为，并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新兴国家高储蓄率与美国的低储蓄率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同时，汇率和资本市场开放也非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手段。
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自1992年至2007年一直稳定在20％上下；同期的政府亦即公共部门储蓄占比，虽然从4．4％提高到8.1％，上升了近一倍，但基数较小；而基数较大的企业储蓄占比迅速攀升至22.9％，涨了一倍。这组数据表明，企业储蓄大幅增长对推高储蓄率的作用非常显著。
“企业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增长如此之快，占比如此之高，世界上也非常罕见。企业储蓄为何如此之高？”周小川归因于资本回报率高、行业准入限制导致的企业强制性储蓄。
“与计划经济年代相比，现在制造业领域的管制已经不多了，但高端服务业仍存在大量受限情况。”周小川说，这就导致了一种怪现象：允许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一窝蜂地投；投资受限的领域，尤其是电讯、金融保险、教育、医疗健康等高端服务业，投资和供给却不足。准入的领域投资过于拥挤，已出现产能过剩，竞争白热化。利润较高的服务业不允许投资，资金就可能变成强制性储蓄，变成外汇寻求在海外投资。
周小川认为，行政管制与企业高储蓄率之间存在明显因果关系。事实上，苏联、东欧和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高储蓄率均已证明了这一点。在严厉的计划管制下，企业无法将所得剩余用来投资，从而导致企业高储蓄。
数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60％至70％，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这一比例也达50％以上，但中国的数字仅为不到40％。
本报北京7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