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策划”的慈善
徐君在病床上，她眼前的公益发票（复印件）注明了“关爱活动捐款”、“定向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捐款金额人民币2000元。
陶玉其摄
6月中旬，徐君“感激涕零”地收到了2000元的捐款，这是浙江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专程送来的。因身患骨质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个23岁的女孩在妈妈陪伴下，已在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住院长达2年。
之后的一个消息，却让母女俩“彻底震惊了”。宁波市姜山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无意间透露，“基金会在镇上给你们募捐了10万元呢”。经过交涉，徐君母女又从基金会手里争取到了1万元。
徐妈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出示了捐款企业收到的发票复印件。该公益发票由浙江省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开具，上面注明“关爱活动捐款”。今年3月，该基金会专门以徐君“作为例子”，到姜山镇进行了公开募捐。而此后，基金会一直坚持，姜山镇募捐活动并非为徐君“特设”，“发票就是证据”。
不过，姜山镇茶亭锁厂的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当时只知道是给徐君捐的”。她是参与捐款的私营企业主之一，并且证实了“募捐总额达到10万元”的说法。
剩余的8万多元去了哪里？徐妈妈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宁波市卫生局收到了不少市民的投诉。他们声称，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与宁波市新甬报艺图文策划有限公司合作，募捐活动均由这家策划公司举办。并且，募捐款项的一半都分给了这家公司，真正到患者手中的救助金少之又少。
雪中送炭，也要坐地分钱
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9月，有一个光鲜的头衔——“我国第一家经注册批准的地方性公募抗癌基金会”，更是浙江省唯一一家可以公开募捐的民间基金会。
据参与建立基金会的宁波市癌症康复协会会长庄松良介绍，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是经省民政厅批复同意设立的，以省卫生厅为业务主管单位，市卫生局受委托负责指导、监督基金会依据法律和章程开展公益活动。
7月18日下午，这位基金会的第二创办人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他透露，宁波市癌症康复协会是这一基金会的主要筹办单位。基金会采取理事管理制度，设有1名理事长、1名秘书长、21名常任理事。基金会的日常工作、重大事件，均由理事投票决定。
然而谈及基金会的困境，庄松良却声称“不是很清楚”。据他的说法，因为经济纠纷，癌症康复协会早在2007年就被抗癌健康基金会“一脚踢开”。
据宁波市卫生局的相关人士介绍，抗癌健康基金会的确在2007年与一家策划公司签订了协议。该协议中，基金会委托策划公司“向宁波市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进行募捐活动”。协议同时规定，基金会向对方支付募集善款必要的支出，“成本应控制在45％以内”。
宁波市新甬报艺图文策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志雍证实了本公司“拿取比例”的说法。“精确来说，是35％~45％。”他表示。
陈志雍声称，2007年9月至10月，策划公司在宁波市鄞州区、北仑区和象山县等地开展了募捐活动。仅仅两个月，就筹集了近150万元善款。其中，公司分得了60多万元，基金会则分到了70多万元。“要知道，他们那时候都要倒闭了，亏损200多万呢。”他说。
他强调，公司拿的只是“跑腿费”。自从和基金会合作后，他便停止了其他生意，“水电费，12个员工的薪水，还要上那么多税，哪里有钱赚！”他告诉记者，有一回，公司员工为了募到某企业主许诺的200元人民币，居然跑了七八趟。
记者联系了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的第一发起人林银才。这位载入世界吉尼斯记录的“奇人”，在2006年出资420多万元创办了这家民间基金会。初始资金来自他“吃了20多个玻璃杯募集的300多万元，和卖房子的109万元。”
针对基金会目前的困境，林银才认为，现任代理理事长杜学初“人老实，不会忽悠，可能还得罪了什么人”。所以两年来，基金会募集不到资金，濒临倒闭。
“找策划公司，实在是没有法子的法子啊。”林银才表示，这家策划公司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单单看45％的比例的确很高，”他说，“但要知道，这里的私营企业主觉悟不够啊。”据他介绍，每次募集到的资金从200元~10万元不等，因此，策划公司拿到的单笔报酬，最多也不过是几万元。而剩下的款项，则实实在在缓解了基金会尴尬的经济困境。
杜学初也支持了这种说法。他表示，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是高度民间化的慈善组织，未能得到行政募捐资源，“一切都要靠自己”。基金会也曾自行组织一些募捐活动，比如“慈善嘉年华”宁波站等，但因缺乏市场经验，得到的募捐款还不够支付场地的草坪保养费用。
林银才坦承，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与策划公司的合作，在国内的基金会经营中“没有先例”。他强调，基金会是本着“创新”的精神，借鉴了国外的募捐方式。
对公募基金会有专门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表示，国外的确存在基金会市场化操作的状况，比如美国有“职业筹款人”，专门为基金会获取社会捐赠。不过，他强调，国外“职业筹款人”收取的比例一般在10％~30％之间，毋庸置疑，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分给策划公司45％这一比例，“实在太高了”。
“这种情况，在中国算是合情不合法。”邓国胜指出。对此，北京的公益律师王贝告诉记者，我国民政部关于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有明确的禁止收取公益捐赠回扣的规定。毕竟，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若是贸然募捐，基金会的相关营销行为可能成为坑蒙拐骗的温床。
被“潜规则”的灵芝孢子油
林银才坚信，两年来，要是没有策划公司，基金会早就倒闭了，更别提帮助了2462名患者。“我们亏损太厉害了，没有其他办法募集资金。”他表示。而杜学初也证实，当年基金会注册的400多万元初始资金，早在2007年就只剩下了290多万元。
对此，基金会的一位理事郭建新则在当地媒体上爆料。基金会成立不久后，他发现，基金会以赠送癌症患者的名义，向发起人开办的公司购买了120多万元的“广药牌”灵芝孢子油。初始资金100多万元的亏损部分，主要就源于此。
但这一说法被林银才否认。他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他并不是“广药牌”灵芝孢子油的浙江地区总代理。不过他承认，2006年底，基金会的确从初始资金中取出了120多万元购买“广药牌”灵芝孢子油，并分成5次，发放给了200多名癌症患者。
林银才坚持认为，灵芝孢子油可以增强癌症病人的免疫力。为了“做件好事”，他亲自跑到广东，与经销商磨破了嘴皮，才以130.70元一盒的低价买入了“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基金会的媒体通稿上的说法为：“灵芝孢子油的捐赠是在基金会成立之初，为扩大影响，由当时参与基金会工作的市癌症康复协会会长庄松良和发起人林银才等共同决定的。”
尽管对这一保健品有保留意见，但庄松良承认购买灵芝孢子油的行为并未违反基金会章程，捐赠灵芝孢子油也符合基金会规定的救助方式。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给钱，而要发放灵芝孢子油？——这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林银才表示，若是给癌症病人直接发钱，很多人都会拿着钱去“吃香烟”或者给孙子“买肯德基”。
宁波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要是当年基金会买了“中科牌”灵芝孢子油，今天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杜学初透露，“中科牌”灵芝孢子油在浙江地区有着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更是浙江省癌症康复协会支持的“拳头产品”。该协会是一家省级社会团体，在省民政厅注册。据悉，协会的几届理事长均为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
杜学初还告诉记者，从省癌症康复协会到杭州、宁波、温州等地方癌症康复协会，推销“中科牌”灵芝孢子油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潜规则”。
林银才猜想，基金会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当初选择“广药牌”灵芝孢子油，而得罪了支持“中科牌”灵芝孢子油的某些社会关系。“要知道，一盒‘中科牌’要475元，比‘广药牌’贵了将近3倍啊。”他无奈地说。
记者辗转联系了“中科牌”灵芝孢子油的宁波地区经销商。针对这种推测，一位徐姓负责人大呼：“非常荒谬，不负责任！”他激动地表示，据他了解，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很明确，“发起人做了‘广药牌’灵芝孢子油的浙江省代理，所以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协会。”
不过该负责人也透露，“中科牌”灵芝孢子油的确支持过宁波市癌症康复协会的一些活动。比如，为其演唱班的钢琴课提供过2000元人民币的赞助。
癌症康复协会会长庄松良却明确要和“中科牌”灵芝孢子油划清界限，“这些人，都盯着癌症病人的钱！”他回忆，抗癌健康基金会成立伊始，“中科牌”负责人曾来过癌症康复协会的办公室，但协会从未推销过其产品。
有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基金会原任理事喻鑫是“广药牌”灵芝孢子油的厂方代表。如今，他已不知所踪。记者试图联系“广药牌”现任宁波地区负责人沈何同，他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手机则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据庄松良出示的证据，记者发现林银才、喻鑫、沈何同三人名片上的图案标志一模一样，均为红色的“爱”字。不过，截至发稿时止，记者并未能证实林银才与“广药牌”宁波地区经销商之间的关系。
民间基金会的尴尬处境
7月上旬，徐妈妈在媒体的陪同下，曾去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的办公室，要求返还善款。
这家基金会的办公地点位于宁波市江东区，160平方米的民房，有5名工作人员。杜学初告诉记者，为了省钱，基金会只好放弃办公楼，租用民房，“没爹娘的孩子，没人管”。
宁波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透露，市卫生局对基金会的年度审核报告显示：该基金会2007年的募捐收入约为233万元，而活动成本近180万元，占76.75％，用于公益事业支出的比例远远低于相关规定。
杜学初对活动成本的话题显得颇不耐烦，并以“已向媒体讲过多次了”为由，拒绝透露详细情况。
7月17日，浙江省民政厅对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出示了行政处罚通知。其中一条写道，该基金会违反《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第1款，即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
林银才再三重申，自己这家基金会属于民间慈善组织，因此没有向政府要钱的权利。为了维持基金会的正常运作，违规寻求市场化经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什么政府不来支援民间基金会，到现在就拿着棒子打？”临了，他激动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宁波市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则向记者表示：“我不知道这家民间基金会。”
“真的吗？你们不是受省卫生厅委托，负责指导、监督这家基金会吗？”记者问。
“这是民政部门的事情，我们卫生局不管的。”他大声地说道。
而据记者多方核实，浙江省民政厅的官员在赴宁波对基金会宣布处罚时，曾对当地媒体有过强硬表态，“不要再报道了，你们这是在毁灭浙江的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