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只能在没有大师的时代里摸索
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已经永远留在了中国学术史上，留待后人评说。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切成果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都不能抵得过他于95岁高龄在病榻上说过的那一句话：“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季老说，这顶桂冠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连‘国学小师’都算不上，遑论‘大师’？”这种决绝的勇气和罕见的真诚究竟从何而来？我于是去读他的随笔，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其中的消息，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久违的梦幻般的人文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活跃着陈寅恪、胡适之、吴宓、梁漱溟、马寅初、汤用彤、傅斯年、张岱年、冯芝生等一批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季羡林先生与他们或师或友，或是朝夕相处，或是久别重逢，他的饱含真情的笔触，使我们今天读来仍有如沐春风之感。
这些思念的文字所以诞生，乃是出于一种不能自已的真情流露。陈寅恪是季先生在清华的老师，他主讲的佛学课程影响了季羡林一生的专业选择，将他引进了印度学的大门。不仅如此，陈寅恪还是将季羡林介绍到北大教书的伯乐。季先生一生对于陈寅恪怀着一种高山仰止般的敬慕。在《回忆陈寅恪》中，季先生回忆了反右运动初期的情景，他说自己当时是真心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有罪之身，应该反省。但是当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陈寅恪的时候，他犹豫了，“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现在时过境迁，想到我没有出卖良心，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话语十分寻常，但想一想当时有多少学生背叛了师门，甚至将老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便可体会出其中不寻常的内涵了。
陈寅恪推荐季羡林到北大任教，校长正是胡适之。按照当时北大规定，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在北大只能任副教授。一个星期后，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告诉季羡林，他已转为正教授，北大还为他的到来专门创建了东方语言文学系。其中不难看出胡适对于季羡林的器重。直到晚年，胡适还说做学问要像季羡林那样。在此期间，季羡林与胡适有了密切交往，并深受胡适的学问和为人之影响。
1962年，胡适在台湾猝然去世，在当时的形势下，季羡林竟然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可他后来谈起此事时却不无内疚地说：“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1999年，季羡林以88岁高龄访问台湾，专程前往南港拜谒胡适的陵墓，行三叩大礼。他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说，“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几多感慨，几多寂寞！
有人说四位学术前辈深深地影响了季羡林的一生，他们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影响季羡林的治学精神，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影响了季羡林的治学方法，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气节，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生态度。这里大概就是季先生勇辞国学大师桂冠精神的源头了。
为大始于细，所有的国学大师，都有一个看起来是如此寻常却是不可或缺的品德：真诚。我们从陈寅恪、胡适之、梁漱溟、马寅初的人生历程中可以体悟到这一点，我们从季先生追怀诸位大师的那些饱含深情的笔墨中读出了这一点。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告诉我们：诚者天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不诚无物。这已经将真诚提高到天道的高度了。因此，一个民族要想有自己的国学大师，必须从教导小孩子说真话开始，从学者们说真话不受惩罚开始。
在一个浮躁的时代，人们突然开始急切地寻找起真正的国学大师来，是不难理解的。只是，那些翘首以盼国学大师的人可能要失望了，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将无缘于真正的大师。原因很简单，半个多世纪以前，国学的科目就已经从我们学校的教育体系删除了，以至于人民大学国学班的学生们至今无法授予国学的学位，他们被授予的学位，依旧是“哲学”等等。连国学的科目都被取消了，人们竟然还在企盼着真正的大师，这岂不有点类似于痴人说梦？
深受大师风范熏陶的季先生走了，留下一些依然在苦苦等待大师的普通人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大师不是孙猴子，无法从石缝中蹦出来。他需要特定环境的栽培，就像树木需要阳光和水分的滋润一样。在当今之世，季先生勇辞国学大师桂冠的壮举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对于真心盼望国学大师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鞭策，激励他们去创造一个有可能产生大师的环境；对于那些依然招摇过市并财源滚滚的假国学大师而言，它有可能提供一个使他们知耻近乎勇的契机。然而，对于前者，我充满信心，对于后者，我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