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3日
星期

我们家的女人们

本报记者 张欣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7-23    [打印] [关闭]
    跟随记者团到延安市安塞县体验生活,我被分到侯沟门村,村委会副主任何延宏上前认领我,于是我成了何家人。

    我们家有仨女人,好吧,4个女人,如果9岁大的毛女子也算数。

    也许毛女子确实该算女人了。她在买冰棍的路上突然伸长手臂,“咋办,晒得黑黢黢的。”她还在看电视“还珠格格获赦回宫”时说:“我也会嫁到北京去。”如果你把她软绵绵的身子裹进怀里,她就会咯咯咯地笑起来,吸溜吸溜鼻涕,再往你身上贴。

    毛女子放暑假了,父母工作忙,就把她放在三姨家“寄养”一阵子。三姨叫曹红梅,可这个名字很少被人提起,出了自家的4间砖窑,她永远只是“何家的婆姨”。

    何家婆姨最近心情不错,她在延安做幼教的女儿秀秀放假回家了。在见到秀秀的3天里,她都是那身白色衣裤,不洗不换也不见脏,只是背着幼儿园园长偷偷留起的手指甲开始发黄了。都是刷锅洗碗惹的祸,但她不好意思抱怨,毕竟这是一个21岁的大姑娘回家“混吃混喝”期间唯一的劳动,大棚里、玉米地上有了重活累活,家里从不让她上手。

    秀秀回来后,每天给外婆洗脸的任务就落在了她的身上。外婆是曹红梅从弟弟家接来小住的。吃过午饭,外婆就拎着小凳在场院里找阳光,坐定后,她把裤管卷到膝盖,让老寒腿没遮没挡地暴露在黄土高原午后最火辣的阳光里。有时,她还一个人坐在阴凉里,摆弄那只迟钝的右手。那是脑溢血的后遗症,落下这毛病是在6年前,那时她56岁。

    曹红梅一家,原本长幼有序,可就在我和另外一位寄宿者到来后,称谓变得混乱起来。曹红梅今年39岁,我们叫她“大姐”,秀秀只比我小5岁,她绝不肯喊我“阿姨”,我们跟着秀秀称呼“外婆”,毛女子被我们绕晕了,一会叫“姐姐”,一会又叫“阿姨”了。

    陕北的婆姨生育早。

    外婆19岁出嫁,20岁生娃,已经算晚婚晚育了。外婆的男人是从黄土地最北边的榆林走出来的,他在外婆的家乡杏河镇落了脚,寻了个石匠的营生。外婆家两子两女,生活不易,家里人就想,还是早点把闺女嫁出去吧,于是有人介绍了石匠,外婆的父母看上了眼,石匠倾家荡产凑了900元钱下聘,这门亲事就定了下来。直到上了喜炕,背靠背地坐着,与男人结了发,外婆才看清对方的长相。这男人不俊,穷,还比她整整大了一轮,可从此以后,他就是她的天、她的饭碗、她唯一可以依靠的黄土大地了!

    还不容妙龄少女多想,生活的重担就压到了肩上。很快,她生了7个孩子,石匠一天赚一块四毛几,家里经常断粮,几天不见一粒大米。就是小米也不敢吃得太奢侈,只抓几把,放在石碾子上碾成粉,细细几把小米粉,用石碾子那么大的一口锅来熬。

    “你可见过像这样挑水?”一天午饭后,外婆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翻看秀秀送给我的安塞风情摄影集,她指着一张照片问我。照片上,有个年轻女子赶了头毛驴,驴背上搁着两木桶水,一人一畜在半山腰掀起一溜黄烟儿。

    “别人干完地里的活都上炕睡了,只有我半夜下山去挑水……”外婆用左手握住自己僵硬的右手,书页噼里啪啦合了起来。

    “我自己是包办婚姻,所以我跟女儿说,你们做自己的主,谁都别管,自己看上就行!”

    于是,大姐享受了婚姻自主的权利。她和她家“掌柜的”何延宏是一见钟情,头年腊月经人介绍见了第一面,来年开春就成了两口子。两人18岁那年,有了秀秀。

    刚结婚那会儿,何大哥脾气暴,为杜绝打架,就在手腕上刻了个“忍”字。一晃20年过去,当年的毛头小伙子成了村里的当家人,白天忙村务,晚上带民兵队巡村,饭点儿都不着家。所以,家里的蔬菜大棚和玉米地都靠曹红梅一手照料。好在“掌柜的”知道疼人,人不见影,话也能跟上,何大哥经常跟人念叨:家里就苦了我婆姨一人。

    “我这女儿,像男人!”外婆朝场院扬扬手,“地上的砖头都是她铺的。延宏太忙。”“妈!都是受苦人,还说这干啥!”大姐不愿听,一挥手,打断外婆念叨。

    在我看来,她是害羞了,不好意思了,因为头天晌午我们倚在炕边拉话话,说到做女人的劳碌命,大姐抹眼泪了。

    大姐说记者是“读书人”,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读书。她10岁上山放羊,100多只羊,经常放丢,丢了再寻回来。早起赶羊上山的路上,看见同龄孩子挎着书包去学校,心里羡慕极了。“我连西安都没到过,没文化,没见过世面。秀秀这女子又没上完学……”

    秀秀没考大学,而读了师专,总是大姐的一块心病,在她心目中,没读大学就不算上过学。她嘴里嫌女儿“愣杵杵”,总想让秀秀再学点什么。如果有人问起秀秀的终身大事,她就一句:“我女子还小,不急!”

    可我担心,大姐总有为女儿婚事着急上火的一天。上个月,秀秀有个女同学嫁人,秀秀第一反应就是“幸亏新娘不是我!”秀秀怀疑自己得了结婚恐惧症,她害怕像母亲那样,在最好的青春年华里早早失去自由,更担心“没事业没头脑”的女娃撑不起一个家。

    我和秀秀并肩坐在村委会的接待室里聊天,背后一群下乡实践的大学生正接受采访。一个女孩说:“这次社会实践对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很有意义。”秀秀看看她,转过头问我:“姐,你对将来的人生有规划么?”

    秀秀为自己毫无羁绊的青春设计了很多条路线。“我就是想法太多,想着想着就缠在一起,理不清了。”秀秀笑着,把一头大波浪向后甩了甩,“姐,你知道吗?我可羡慕电视里那些女强人了!我也想创业,不仅仅为了自由,也为赚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挺虚荣的。”

    村子里炊烟四起,毛女子支棱着两只刚和过泥的小脏手,跑进来拉我们回家吃饭。“毛女子不能笑呦,一笑丑死了,眼睛都没了!”秀秀笑话她。毛女子笑得更厉害。

    “一年级好,二年级坏,三年级上课谈恋爱。”再开学,毛女子就要上三年级了,然后她要上大学,当医生,“像三姨杀鸡一样”给病人开刀做手术。再然后,她要嫁到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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