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校外辅导站成孩子的“第二家庭”
“我们社区下岗职工多、困难家庭多，许多家长文化水平不高，也顾不上管理孩子放学后的行为。放学后，很多孩子就像散放的鸭子，没人管没人问。”从企业退休后，马克辛一直想为社会做点什么，“我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就想为什么不能把游散的孩子召集起来学点知识呢？”
为加强对青少年的校外帮扶与引导，2003年，沿河社区成立春蕾义务辅导班。作为辅导员，每逢星期日下午，马克辛都会义务为困难家庭子女辅导功课。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按市场上的补习班行情收费的话，6年来，马克辛的进账可以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但是，他分文不取。
在江苏，像马克辛这样的退休人员，还有很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校外辅导站义务辅导员。
“江苏共有1000万中小学生，每年各种假日有170多天，如何让他们过好这么长的假日？特别是苏北、苏中有57万留守儿童，苏南有50万外来工子女，家长能给予的关心和时间太少了。假日他们闲在外面，需要人关爱。”江苏省关工委主任曹鸿鸣说。
有了对孩子特别是特殊问题孩子的假期问题的担忧，江苏的离退休老校长、老教师、老干部等，纷纷腾出自家的房屋，添置教学设备，办起校外辅导站，请来放假的孩子，无偿指导他们开展文体活动。
“我们区有位老人叫吴金川，他自费给留守孩子建起第二个‘家’”。江苏镇江丹徒区关工委主任姚瑞宽告诉记者，“今年53岁的吴金川曾做过21年合同制教师。他自费购置了两套商品房，3年来先后招收小学留守孩子158人次，为他们提供住宿、伙食、课外辅导和生活管理等服务。”
姚瑞宽介绍说，吴金川夫妇不仅每天给这些孩子做饭烧菜，还关心他们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如果哪个孩子病了，夫妇俩就忙着求医问药。一名姓马的留守儿童，患遗传性癫痫病，吴金川夫妇摸索出她的发病规律，提前做好了预防。有时她在学校病了，吴金川就把她背回来，喂水喂药，直到她恢复健康。
“吴金川这样的辅导站办在家庭，还有一些辅导站，建在了村委会，生根在基层老百姓中。这是基层关工委和‘五老’（老干部、老专家、老军人、老教师、老模范）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的创造，也是对青少年进行校外教育的一种有效载体。”江苏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湛说。
2007年暑假伊始，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江苏省关工委在全省推广校外辅导站，使辅导站由自发创办变为组织推动，由零星创办变为遍地开花。
辅导站建起来了，怎么吸引孩子参加呢？曹鸿鸣说：“我们有些辅导站，是专门对孩子的学习进行辅导的，比如春蕾辅导班，但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很重，辅导站在某种程度上要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生活，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为他们减负。”
曹鸿鸣的想法在南京玄武区锁金村街道得到实现。“1999年，我们成立了社区第一家近50平方米的街道层面的校外辅导站—‘未来工程师俱乐部’，如今已经发展成近300平方米的多功能中心辅导站。”锁金村街道关工委主任张杰告诉记者，“指导内容包括文化辅导、沙盘游戏心理疏导、困难家庭孩子托管、机器人制作、定向测位、社区假日学校等多项活动，孩子们很喜欢。”
锁金村紫鑫城社区被孩子们形象地称为“机器人社区”。张杰解释说：“现在的孩子好奇心强，喜欢科技，于是辅导站购买了4套机器人模具，1张工作台，60平方米的空间能容纳20名学生同时进行制作比赛。孩子们乐坏了，课余时间经常讨论‘机器人’问题，比过去放学后闲逛好多了。”
“辅导站丰富了孩子们的业余生活，但我们的初衷还是希望提高孩子的思想道德水平，以及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这方面，‘五老’的作用就很明显，他们有时间、有耐心、有文化，更有丰富的阅历。”曹鸿鸣说。
林维燕是无锡市锡山区东亭中学的退休教师。“退休后，有些家长经常来求助，一开口就是‘你能不能救救我的孩子？’”林维燕对这样的问题很惊讶，“后来我经过了解发现，现在一些孩子存在不少心理问题，比如厌学、逆反、网瘾、早恋等，我决定和家长们一起，去帮助这些‘问题’少年。”
林维燕开始耐心地和孩子们聊天，对每个孩子身上的问题，都以同情、理解、宽容和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心有千千结，常常为其解”。
曾经的网瘾少年小薛就被林维燕帮助过。当时即将升入高三的小薛，在班里排第59名，考试成绩距第58名还差几十分。经林维燕疏导后，小薛告别了网络游戏，开始自补自救。高考前的10个月里，林维燕不断为他打气、辅导，并消除他的新的心理障碍，包括严重的考前焦虑。最终，小薛高考超过预定目标，冲进了二本线。
据悉，江苏目前共建立辅导站（点）20257个，参与办站和辅导的“五老”人员有几十万人，参加校外辅导站活动的青少年达到199万人次。校外辅导站，已成为孩子们特别是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第二家庭”。
本报南京7月23日电